（獨媒特約報導）保安局擬修訂《逃犯條例》，容許將逃犯引渡至內地、台灣等地受審。台灣政黨時代力量今日召開記者會，憂慮修例威脅在港台人的人身安全，並反對港府借修例將台灣視為中國一部份。

是次修例起因是港人陳同佳涉嫌在台灣殺害女友潘曉穎，事後逃回香港，但因兩地沒有引渡協議，未能送陳回台受審。由於謀殺事件於台灣發生，香港警方無法控以謀殺罪，只能控告陳洗黑錢罪和盜竊罪。

時代力量立法委員徐永明指，修例令每年200多萬到香港旅遊、經商、求學的台灣民眾或變成「李明哲第二」，日後將會因為在台灣發表的言論，在身處香港時被引渡到中國受審。徐永明憂慮此舉造成寒蟬效應，不只影響香港的民主，也影響台灣的民主。

保安局稱引渡不適用於政治案件，但時代力量陳惠敏指，艾未未於2010年因涉嫌逃稅被關押、桂民海因交通事故被捕、以及林榮基因違法售賣書籍被捕，反映中國政府可以隨便羅織與政治無關的罪名。她指香港一旦通過修例，就能輕易將犯人送到中國處理。

陳惠敏指，在李明哲事件發生後，時代力量曾問陸委會在中國被囚的台灣人情況，但陸委會稱只知道人數，不知道他們被關在何處、有何待遇，「這樣司法高度不透明的國家，我們竟然假裝跟他以法論法，這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促台灣政府、政黨表態

此外，保安局提出的修例文件中，指台灣屬「香港以外的中國其他地方」。徐永明指修例的前提是「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時代力量的立場是不接受，要求台灣政府及政黨積極表態反對。徐永明促依照香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的建議，只處理與台灣的引渡安排，而非與中國一併處理。

徐又指，擔心潘曉穎案件的受害人及其家屬被利用達到政治目的，要求港府不要讓政治干擾案件。

法務部：平等為原則 陸委會：絕不接受損主權

台灣法務部國際及兩岸法律司檢察官劉怡君指，香港與台灣向來在對等、尊重、互惠原則下處理司法互助事務，法務部不會接受不對等的請求，會以退回處理。徐永明追問法務部是否接受損害台灣主權的修例，劉怡君指修例尚在建議階段，未有明朗草案，現時沒法作具體回應。

陸委會專委黃廷輝則表明，絕對不會接受以傷害中華民國主權為目的的作為，亦不接受在「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下的引渡安排，希望港府妥善處理。

對於是否會撤回引渡要求，劉怡君指無所謂撤回或不撤回，他們要求的是在對等的原則下協商。

獨媒記者是現場僅有的三名香港記者，另兩名來自《無綫電視》及《線報》。記者進出台灣立法院的採訪安排十分便捷，進入立法院只需向警衛出示記者證便獲放行，登上樓梯一層便是記者室。無需查身份證、掛訪客牌，亦不需要待職員開門，不用走迂迴曲折的路便到達。

記者：彭婉兒

（獨媒特約報導）粵港澳三地政府早上舉行《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宣講會，除了社民連到達會場海洋公園萬豪酒店抗議，有投資大灣區物業遭受損失的苦主亦在會場外抗議，要求香港政府介入，及呼籲港人，「在內地買樓時，要小心，好小心，非常小心。」

近三十人到場抗議，他們帶上太陽眼鏡及口罩，看似神秘，但原來他們投資位於廣東省江門市的光博匯，因為物業爛尾未能收樓及不獲簽發內地房產證。他們聲稱共損失高達過億元，每人則損失近50萬元。

根據《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大灣區由兩個特別行政區即香港和澳門，及九個內地城市即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東莞、中山、江門、惠州和肇慶組成，一眾苦主的爛尾樓正是位於大灣區的江門巿。

他們對獨媒透露，在獲悉三地政府在今早舉行宣講會後，便計劃前來抗議，但即遭到內地公安跟蹤及喚他們「不要壞了大事」，日前更有公安多次致電他們，「再搞就知道厲害」。他們質疑，發展商把賣家的個人資料交給內地多個部門，慨嘆官商勾結，「真的不要在大陸買樓，俾人呃哂啲錢，死咗都無人知。」

翻查資料，位於江門市的光博匯，屬於綜合式物業項目，不但有店舖和住宅，更建有會展中心、購物娛樂商場、寫字樓和酒店公寓等，發展商稱要打造成「全球最大綠色燈飾交易展覽中心」。光博匯更是「國家、省、巿三級政府重點扶持」，總投資額高達40億元。項目由由江門泰達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投資開發，屬於澳門資本，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曾親身到光博匯視察。所以一眾在場的苦主，都手持崔世安的照片抗議。

苦主把矛頭直指負責代理的珠海巿中熙房地產有限公司，斥對方在2015及2016年時來港舉辦展銷會，「講到幾咁美好，實際就係個爛橙」。光博匯在2012年動工，但一直未能交樓，受影響的苦主涉及粵港澳三地的市民。

不願出鏡的陳小姐表示，在2017年年底購入單位，但一直遭到代理商拖延，「覺得自己真係好傻」。她希望香港政府介入及調查，為一眾苦主討回公道，又透露他們曾去信三地不同部門，包括中聯辦、江門市政府和澳門消委會等，但均石沉大海，「寫俾崔世安，佢秘書話收到了，咁就完。」

一眾苦主最後表示，今次冒了很大風險前來抗議，希望中央及江門市政府關注事件。他們更呼籲，港人在內地買樓時必須謹慎，「大陸好黑暗，希望唔好再有下一個苦主。」

記者：麥馬高、周頌謙

（獨媒特約報導）《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宣講會今早在南區的海洋公園萬豪酒店演講廳舉行，參與採訪這項「盛事」的媒體眾多，現場登記時共分為三類，包括電視台、粵澳傳媒及其他，但香港及外國媒體卻只撥入「其他」的分類。

現場由香港政府新聞處負責登記，獨媒記者在換領記者證時，排在前方的「騰訊」記者欲進場但被拒絕，職員表示，因為「騰訊」沒有在政府新聞處註冊及登記。

記者向政府新聞處職員查詢時，職員回覆稱，香港政府新聞處只負責在現場登記，並非擔任統籌三地記者的角色，「香港記者係其他，安排上係咁」，而其他兩地記者則要向澳門新聞局及廣東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作登記，「不存在甚麼名單」。

「騰訊」的記者未能進入會議廳，只能在門外徘徊

獨媒向「騰訊」的記者查詢時，他們確認並沒有登記香港政府新聞處註冊，稱因為「香港較多新聞較多政治，比較敏感，無謂登記了」。他們最後和其他內地媒體交換微信帳號，互通會場內的消息，「睇埋其他媒體的直播，到時炒返出嚟」。

而在宣講會會場內，記者的採訪區設置在宴會最後方，與講台距離近100米，不便記者攝影及拍攝。在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言其間，不少記者紛紛「衝關」走到講台兩邊拍攝，但未幾已遭場地工作人員發現，並勸喻返回場地後方的記者區。

林鄭月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林念修、廣東省省長馬興瑞、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以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地區經濟司司長郭蘭峰輪流在宣講會上發言。至崔世安以廣東話發言時，不少與會者不禁竊笑，對未能見識崔世安的普通話感到失望。

此外，酒店正門只有兩個出入口，多名保安及便衣警察在場把守，酒店住客出入亦要接受提問。記者只能在其中一個門口守候，等待一眾政要到達時扑咪；而在場守候的只有香港媒體。

記者：麥馬高、周頌謙

（資料圖片）

（獨媒特約報導）2016年農曆年初一至二的旺角騷亂中，梁天琦、李諾文和林傲軒均有一項涉及砵蘭街的暴動罪名需接受重審，「美國隊長」容偉業被控煽惑非法集結、暴動及襲警共7項罪名。梁天琦接受控方盤問時表示，案發當晚原本沒有打算發言和穿上本土民主前線的外套。控方質疑，梁已利用當晚的機會去宣傳自己激進的政治理念。

有感無法說服黃台仰留在原地 

首被告梁天琦續接受控方盤問。控方資深大律師郭棟明引用另一本民前成員黃台仰的廣播發言「咁多位示威者，你哋嘅身份證同電話準備好未㗎？」，指出參與選舉遊行的人不只是身穿藍色外套的人。郭又質疑，黃多次表示將有可能衝向警方防線，至黃大叫「準備！」，期間梁有很多時間可以離開隊伍，並叫其他示威者不要衝。梁回答，的確有意識到群眾有可能衝前，但是黃曾向他說：「你唔衝過去，啲差佬都會衝埋嚟㗎啦！」他聽罷想不到如何反駁黃。

郭質疑，這代表梁是找不到更好辦法，而不是早前所說是因為無奈。梁回答，當時腦裡有更好的辦法，就是留在原地，但是黃台仰手持大聲公，不斷表示會前進，他感到自己無法說服黃接納他的意見。

控方質疑梁天琦借激進手法助選

梁早前作供提及，初時因為認同社民連的理念，所以開始參與社運；其後經歷反高鐵以及雨傘運動的失敗，開始思考如何做才能爭取社會變好。郭問梁，加入本民前是否因為認同要用武力爭取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梁回答，自己加入時並不是完全認同本民前的示威方式；經過與黃台仰和李東昇溝通後，了解到他們對現狀的不滿，開始考慮成為一個社運組織者，令本民前改善及令香港變得更好。

郭指，2016年立法會新界東補選是本民前第一個參與的選舉，梁亦提及過參選目的是量化自己理念的支持度。郭問梁，參選期間理應謹慎行事，爭取更多機會令市民知道自己的理念和手法。梁認同，但強調雖認同案發當日支持小販是機會，但本不想利用此機會，因此起初才會猶豫應否到旺角；即使到旺角後，也沒有打算發言、穿上本民前藍色外套和喊支持小販的口號。郭質疑，當時已經有身穿本民前外套的人到達旺角，至梁宣佈選舉遊行，確實是利用了此機會。梁回答，當時沒有想得那麽清楚，廣播發言亦是「臨時臨急」下才說，因此沒有想過發言內容是否跟自己理念相符。

郭續質疑，舉辦選舉遊行何以不是宣傳理念。梁表示，選舉遊行是「means」，目的是保護市民，當時認為置身於市民和警察之間，能夠使警方行動時有所顧忌。郭質疑，香港所有市民都要守法，候選人的身份也不例外。梁回答，自己的身份有一定的關注度，而且當時親眼目睹警方在十多分鐘內增加了配備和警力，感到情況危急。

郭問梁，參選是否為了量化自己所屬組織的支持度。梁否認。他補充，準確的說法是想知道有多少人支持「既非泛民，既非建制」的政治理念。郭追問，這是否代表要測試「相對泛民沒那麽溫和」的抗爭手法的支持度。梁指這是其中一個。他承認本民前的抗爭手法比較激進，但是有一些助選的組織專注地區工作，參選是想知道一系列組織，包括本民前和這些地區組織的支持度。他續表示，相信在選舉中標榜「激進」並不能幫助到選情，因為普羅大眾不喜歡這些標籤，他最關注的是市民能否理解抗爭手法背後的訴求，以及他們想香港成為怎樣的地方。

審訊下午續。

記者：黎彩燕

（獨媒特約報導）民間青年政策倡議平台、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聯同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香港眾志常委鄭家朗於今日（2月21日）發佈《香港中學生對現行教育制度的整體評價》調查結果，受訪者對香港整體教育制度評分為2分（滿分為5分），更有高達97%學生認為政府有必要全面檢討教育制度。組織建議政府定期檢討課程，推動多元教育與出路。

調查於去年11月至今年2月期間以問卷形式進行，訪問了461名中學生或中學畢業三年內的學生。受訪者認為現時最嚴重的教育問題包括過份側重學術及學業成績（76.8%）、填鴨式教育（64.9%）、競爭風氣嚴重（57.3%），97%學生認為政府有必要全面檢討教育制度。調查亦顯示，近半成（49%）學生認為學習壓力與學童自殺有直接關係，當中造成學習壓力的三大因素分別為「過份側重學術及學業成績」（81.8%）、「競爭風氣嚴重」（68.3%）、「功課量太多」（60.5%）。

葉建源形容數據「有血有淚」，他批評現今教育模式以學術為主，學生考試壓力嚴重，「成長過程冇一刻呼吸新鮮空氣」。他認為，全港性系統評估（TSA）並非必要，即使是中學文憑考試（DSE）亦非不能不改革，建議政府可就學生的強項和特點，重新檢討職業教育，以達「多元學生、多元出路、多元社會」的遠境。

鄭家朗認為現時的教育制度「落唔到地」，檢討架構欠缺學生、前線老師的代表，批評政府不願面對學生壓力根源，亦不全面檢討四科核心科目。他指，政府宣傳的「生涯規劃」實際上是「學生生涯被規劃」，建議政府提供多元就業出路予學生。

梁小姐

學生：休息空間只有轉堂幾分鐘

學生梁小姐表示，學生為應付文憑試需「不斷操paper」，「休息的空間只有轉堂、轉課室的幾分鐘」，補習社鼓吹競爭風氣，令學生承受更多壓力。她指，學生並不是社會的小眾，政府不能容納年輕人的意見，亦反映出社會對多元教育的忽視。

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青年組織幹事何詩慧建議，政府應全面檢討教育制度，包括推動多元教育及多元出路，加強發展職業教育和改革應用學習課程、檢討學生資助制度，如降低申領學生資助門檻至家庭入息中位數六成，以及加強課程檢討。她補充，教育局亦應就教育制度定期諮詢學生意見，將學生的聲音帶入教育制度的改革中。

邵家臻指，政府擬於新份財政預算案增撥資源，推行中學「一校兩社工」政策，他於下月7日將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醫療、教育、社福等議題會面。

記者：陳紫晴

（獨媒特約報導）2016年農曆年初一至二的旺角騷亂，梁天琦、李諾文和林傲軒均有一項涉及砵蘭街的暴動罪名需接受重審。「美國隊長」容偉業被控煽惑非法集結、暴動及襲警共7項罪名。控方質疑， 本土民主前線要在市民和記者面前營造對抗警察的形象。首被告梁天琦供稱：「有多少選票，在當晚不是我的考慮。」他續指，在最後的對峙時刻中，現場十分混亂、氣氛緊張，自己並沒有想過要怎樣做才能得到較多的支持。

梁天琦：留在原地待清場亦可被視為勇武

首被告梁天琦續接受控方資深大律師郭棟明盤問。呈堂影片可見，梁天琦曾在與警方對峙期間發言：「你要清嘅，就過嚟清！」而另一本民前成員黃台仰在稍後卻大叫：「三、二、一、去！」郭指，梁欲留在原地被動地等待警方行動；黃則主動採取行動，兩者一樣都會面臨被警方驅趕的結局，但意義並不一樣。郭問梁，黃的「三、二、一、去」指令是否正正印證「勇武」的理念。梁不同意，並表示即使留在原地被清場的話，也可以被視為「勇武」，因為「勇武」是一種心態，沒有「什麼做法比較勇武」的程度之分。

郭質疑，案發時距離選舉投票日有20天，本土民主前線要確保市民知道他們的抗爭手法，因此黃台仰的行為是吻合現場市民的想法。梁否認，「有多少選票，在當晚不是我的考慮。」他又指，最後的對峙時刻中，現場十分混亂、氣氛緊張，自己並沒有想過要怎樣做才能得到較多的支持。

白色貨車搜得選舉物資 梁天琦堅稱原無計劃「博宣傳」

郭提及本民前facebook在事前發布的一個帖子，內容是呼籲市民前往旺角聲援小販，寫有「本土特色」、「勇武悍衛」。郭續指，當時屬選舉時期，本民前理應慎言，不會對外發放錯誤訊息，若果梁供稱發布前沒看過帖文的話，並不是事實。梁不同意。郭質疑，梁和黃台仰作為發言人，本民前發布訊息前理應先經過兩位審核，確保不會違反兩位意願及影響選情。梁表示，帖子內容由文宣及製圖組負責，而且不一定經發言人首肯才能發布。他認為自己應該關注這個重要帖子，但是當時並不知道其他成員的考慮。

梁早前供稱，不想支援小販的場合變成為選票「博宣傳」的機會。郭質疑，當晚一直停泊在砵蘭街的白色輕型貨車，事後被警方扣查後發現載有直幡旗幟、選舉背心、藍色外套等。梁澄清，該輕型貨車平日被黃台仰用作代步；而該些物資一直放在貨車上，不需經常上貨卸貨，這是租車的原意。

梁又稱，黃曾向他展示藍色選舉背心的設計圖，但是他看罷即嘆：「好核突」，而且外套予人感覺老套，所以要求不要訂製；不過黃曾回應：「唔係好多錢」。梁續稱，當晚並不知道黃已經訂製了那些選舉背心。

控方從影片中指出，梁於11時53分衝突期間在輕型貨車旁穿上藍色本民前外套，同時拋另一件外套給站在車頂上正在辱罵警察的黃台仰。郭質疑，兩位本民前發言人在衝突發生時穿上藍色外套，是想在市民和記者面前，去代表本民前營造一種與警察對抗的形象。梁回答，當時已有舉行選舉遊行的想法，但是仍在考慮。郭追問，為何不在有決定後才穿上藍色外套。梁回答：「係……我決定唔做（選舉遊行）的時候，都可以除咗佢㗎。」他續重申，作為候選人應該透過出席論壇公開辯論去獲取支持，而不是透過關乎小販能否擺檔此一議題去博取宣傳，「呢點我係十分介懷。」

不派傳單、不穿選舉背心 控方質疑選舉遊行是藉口

控方指，法律規定任何市民均有權利舉辦少於30人的遊行而無須事先得到警方批准，這項權利並不只候選人獨有。梁回答，當晚的理解是候選人可以這樣做。

控方續指，當遊行人數多於30人而未有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已屬「未經批准集結」；當3人或以上的遊行涉及挑撥性、侮辱性、煽動性行為，便已構成「非法集結」。

郭質疑，選舉遊行是藉口，而防止市民被驅趕才是目的。梁回答：「但唔係藉口。」他以上水的選舉遊行為例，當時他發言只有提及水貨客對社區的影響，「一句拉票的說話也沒有說。」因為警察跟隨隊伍後面，在街上分發水貨以及阻塞通道的人都有所收斂，梁認為達到預期效果。

郭續質疑，選舉遊行期間理應會派發傳單。梁表示，以往未見過其他候選人舉辦選舉遊行，不清楚怎樣才是慣常做法。郭表示不解，因為梁當時沒有派傳單、沒有穿選舉背心，連選舉旗幟也不想展示。

被呈堂為證物的本民前旗幟（資料圖片）

控方質疑干犯「非法集結」 梁天琦︰未有考慮法律問題

郭指，梁於2月9日凌晨12時17分宣布舉辦不多於30人的選舉遊行後，但黃其後卻廣播呼籲更多人前來現場聲援，是自相矛盾。梁重申，參與選舉遊行的只是穿著藍色本民前外套的成員。

郭追問，現場有本民前成員沒有穿上藍色製服，包括創會成員李東昇。梁認同。郭問梁，為著「不讓警察驅趕」此目的而聚集在砵蘭街的人是多於30人。梁認同。郭質疑，為何梁當時不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梁回答表示沒有考慮過成員以外的人是否參與，因此沒考慮過向警方申請。

郭質疑，包括黃台仰在內，現場有超過3個人阻止警察進入砵蘭街作驅趕，但是梁從未考慮相關法律責任。梁回答，未有考慮過從組織集會的角度去思考是否觸犯法例。

審訊明續。

2018年5月陪審團裁定梁天琦一項涉及亞皆老街的暴動罪罪成，加上梁承認的一項襲警罪，共被判監6年。此外，梁天琦、林傲軒及李諾文各有一項涉及砵蘭街的暴動罪未有達成有效裁決，律政司其後申請重審，並將案件合併與另外兩名被告袁智駒及外號「美國隊長」的容偉業之案件一同審理。

被告袁智駒11月開審後承認兩項暴動罪，及一項縱火罪，現還柙候判。

記者︰黎彩燕

「你不能反向歧視正常人而消除對同性戀的歧視。」

曼徹斯特市中有一支同性戀足球隊，已經運作了超過十年。而令到這家球會可以生存的人，就是他們的領導Steve Joyce。他帶領的Village Manchester FC，「邀請喜愛足球的同性戀球員參與比賽」。這支球隊擁有一隊與預備組，是可以令同性戀者自在比賽的地方。難聽的說話一定會有，但Steve指這通常那些「西裝老人」，他們的心態與現在的球員有分別，他們是兩個時代的人。

作者：Andrew Dowdeswell

文章來源：The Set Pieces

譯：雯B

Village Manchester FC吸引了來自五湖四海的球員，「我們擁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球員，有東歐、英國、愛爾蘭甚至非洲的佛得角，這使球隊變得獨特而多元。很多隊員都十分喜愛社交活動，會在「村內」活動，也不輕言離隊，但也有些很快就頭也不回地離去，我覺得這樣挺好的。」

隊員Paul McCullen在加入球隊時，就發現了不需要強逼自己融入正常社會，去找尋一些接受同性戀的球隊，而是去找尋喜愛足球的同性戀朋友。「我喜愛足球的生活，令我很難找到同性戀的朋友，比起平常更難，因為同性戀群組中很少人對我有興趣。我也不留意時裝，所以加入同性戀足球隊就是為了找到類似的朋友，但這好像為同性戀創造一個擁有男子氣慨的群組。」

領隊Steve正是面對這種情緒的影響，因此他希望這支足球隊面向所有人，不止是被歧視的他們，球隊的多元性與包容性也沒有改變。球隊老將Rob McPherson指球隊在加入曼市地區聯賽後，卻得不到正確的尊重，「我們試過被叫 “Faggot”，“Queer”，對手的反應永遠不太正常。」對於很多人而言，他們都試過用這些詞語去鬧人，但當英格蘭足總推廣不能歧視有色人種時，同性戀為何仍受到這些對待？

「一隊球員已經將這些問題上報足總，很慶幸足總很重視這些問題，向我們索取很多很多報告，我覺得他們當中應該有人被禁賽了，」Rob McPherson指出球場仍有很多恐同的情況，「場內場外都有。過去數年，周日聯賽（Sunday League）曾有一支對手出現嚴重的恐同問題，然後問題再經曼徹斯特足總上報到英足總。我們提出9宗投訴，有8宗成功，剩下那1宗是因為投訴人只有1個，孤證不成立。」

雖然這些事件非常可憎，看似瑣碎，就破壞力卻比大事更強。這些零星事件，更會影響到LGBT群體對外的想法，而領隊Steve則覺得球員無法正常加入一般球隊，是因為恐同的人或心態依然存在，「雖然隊中可能沒有人恐同，但就會令LGBT的球員恐懼恐同。」

這問題帶出了一個有趣的事實，即使沒有很多知名的足球員公開出櫃，但同性戀與異性戀足球員的比例是1:10，換言之英國本土有5,000名同性戀足球員。

Rob McPherson認為，在宏觀角度上沒有領隊與主席會希望球員出櫃，因為這真的會影響球員的表現，「如果一個球員在曼城奪冠，即使他踢得很好，但出櫃後表現回落的話，他就沒有任何機會了。」他也期待有一些知名與在高水準聯賽打滾的球員宣佈出櫃，「那些球員有很多贊助與曝光率，因為一個英超球員能引人注意。如果他們出櫃，或者會依舊得到很多贊助。」而領隊Steve也認為這些知名球員出櫃，照樣保留賺錢的機會。

「他們會得到一些特別的收入，並且受到孿直媒體的一致支持。我覺得大家都開始重視他們了，如果他們沒有做錯事，就會有受到正確的對待。」領隊Steve補充道。

或許這套講法很合理，但仍然無辦法去解釋沒有一個知名足球運動員公開出櫃的例子。如果情況真的如此有利，至少在商業角度上，一定會有知名球員選擇出櫃。而McPherson則堅持英國球壇不一定需要一名知名足球員出櫃，「如果有人不站出來，是因為他們有一定的考量，我覺得英超不一定要有公開的同性戀球員。

這重不重要，影響有多大，是一個無從判斷的。孰對孰錯，時間自有定論，現時只有有耐性地等待首位知名球員出櫃，耐心是每一個同性戀球員心中記住的詞。

原文刊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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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好多人重提《嚦咕嚦咕新年財》，很欣賞劉德華用心打爛牌的態度。今年新年重看一遍（大概是第二十遍），我認為最有趣的是劉德華在失去牌運後對梁詠琪的態度轉變。

對劉德華打牌態度的讚許，多多少少將劉德華的「處變不驚」、「牌越爛就越要用心打」的態度神化了。劉德華曾經是一個賭債累累的爛賭鬼，在遇到觀音般的梁詠琪之後牌運變好，戰無不勝。劉德華經常說「牌品不好就人品不好」，劉德華的人品真的有那麼好嗎？在電影裏，他對恩人梁詠琪多次呼呼喝喝，他責怪梁發脾氣時，其實他的態度也不見得好，甚至借機發脾氣。劉德華一心想梁詠琪變好，但他從來沒有關心梁詠琪的感受，使用一種近乎無情的方法（懲罰與考試）逼她變好，也不正面認同她的轉變。梁詠琪發脾氣部份是因為她的性格缺陷，部分是一直「高高在上」的劉德華逼出來的。

劉梁的真正溝通在於劉失意時，他第一次正面認同梁詠琪的付出，同時直接將缺點告訴她，而且跟她一起打牌。一切看上去很順理成章，但這種真誠溝通其實在電影裡才第一次發生。換個角度說，最後梁詠琪「覺悟」是劉德華的真誠所造成的，也可以說是梁之前的頑固正是劉德華的不真誠、自以為是所造成。

電影不是沒有交代過劉德華的反省：他在「天意」下食十三么，娶不了梁詠琪，梁狠心詛咒劉德華，劉一臉錯愕，才驚覺他在她心中造成了許多恨。另一方面，劉德華在這裡是「順應天意」的人，也可以說他只是沒有承擔，或者墨守成規。詛咒成功，根本是劉德華的報應，但包裝成「天意」。

近年很多人重新尋找這電影的意義，認為電影在2002年上映，電影的訊息是要勉勵當時生活在低迷經濟的香港人。我們當然可以這樣閱讀，但既然是要勉勵香港人，更有趣的可能是這套電影如何描述香港人（劉德華）—自以為是、嚴人寬己、不坦白、沒有承擔。這套電影已經有近乎二十年歷史，電影裡的劉德華經過深刻反省，於是和梁詠琪破鏡重圓；現實裡的香港人似乎沒有把握這個反省的機會，只看到劉德華面對逆境的能力，卻沒有看到他的缺點，而他的缺點也是香港人的缺點。我們能夠欣賞劉逆境自強的信息，可能正正因為他太香港人。

香港現在也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這電影的逆境自強的態度很應景，於是被不斷重提。然而，我們可能再一次錯過自省的機會。

如果劉德華的性格也是香港人的性格，梁詠琪呢？我認為也是香港人，對香港有貢獻的弱勢香港人。他們同樣有優點有缺點，同樣欺負比他們更弱勢的人。只有在艱苦的時候，大家有機會真正坦白，共渡時艱；但風生水起時，只會繼續一層一層地向下欺壓。

誰都沒有比誰高尚。

（資料圖片）

（獨媒特約報導）2016年農曆年初一至二的旺角騷亂中，梁天琦、李諾文和林傲軒均有一項涉及砵蘭街的暴動罪名需接受重審，「美國隊長」容偉業被控煽惑非法集結、暴動及襲警共7項罪名。梁天琦今續接受控方盤問，他承認不能穩妥地確保選舉遊行人數少於30人，但強調無蓄意誤導警方。

控方質疑遊行人數多於30人

控方質疑，梁天琦於2月9日凌晨12時17分宣佈選舉遊行後，有本土民主前線成員沒有穿上藍色外套，包括創會成員李東昇及梁天琦身旁的人，問為何梁沒有吩咐他們穿上藍色外套。梁供稱，早已吩咐過他們，但他們很長時間都沒有穿上。梁續表示以他認知，選舉遊行沒有硬性規定要穿同一服飾，例如本民前過往在上水舉行的選舉遊行，也不是所有參與者穿著藍色外套。

控方質疑梁無法確保案發當晚的遊行人數少於選舉遊行所限的30人，其他在場市民可以加入隊伍。梁不同意，「啲人係企埋嚟」，但他已不斷用擴音器宣佈「我的隊伍係藍色衫唔超過30人，係本民前嘅人。」控方續指，影片顯示黃台仰大叫「三、二、一、去」後，疑似第二被告李諾文的人向警方衝去。梁回答：「佢係有向前走，但對我嚟講，佢唔係參與遊行的人。」梁指他當晚已表明參與選舉遊行的只是本民前的成員。控方再舉例指一名男子在警方與市民對峙期間踢垃圾桶、拋物品及手持白色長棍。梁亦表示，不覺得該男子的行為是一種參與，因為他心目中的選舉遊行並不是這樣。

梁：警如箭在弦 人數非重點

梁承認確保不到選舉遊行人數是少於30人，「我不能穩妥地確保呢件事，但我有嘗試過。」控方質疑，梁的做法是誤導了警察。代表梁的大律師馬維騉打斷，指控方的問題已預設梁有心誤導警察。法官黃崇厚要求控方澄清問題是指梁「有心誤導」，還是「客觀效果誤導」。梁回答不是有心誤導，當晚的確有在廣播發言中交代誰是遊行參與者，結果「同我預期有差別，但我無蓄意誤導警察。」馬再度打斷，指控方從未從梁口中確認過選舉遊行人數是多於30人。

控方又問梁，客觀效果上是否誤導了警察。梁回答：「客觀地，我唔覺得警察會在意呢一件事。」他指警方當晚完全沒有就選舉遊行人數、遊行路線「去有任何講法」，反而是增強配備，準備驅散在場市民，一副蓄勢待發的樣子，「警方是如箭在弦，無論人數係幾多都唔係重點。」

記者：黎彩燕

（資料圖片）

（獨媒特約報導）2016年農曆年初一至二的旺角騷亂中，梁天琦、李諾文和林傲軒均有一項涉及砵蘭街的暴動罪名需接受重審，「美國隊長」容偉業被控煽惑非法集結、暴動及襲警共7項罪名。首被告梁天琦被拍得案發當晚用擴音器發言，提及楊岳橋、社民連、人民力量及工黨等，梁當時說「快啲叫佢哋call返30條友出嚟保護市民啦！」梁今供稱，如果考慮現場形勢，以及他與楊岳橋和泛民的關係，便不會覺得他是呼籲他們前來旺角。

梁天琦：當時理解非疏通馬路「咁簡單」

在控方資深大律師郭棟明的盤問下，梁天琦承認他的目的是不讓警方驅散不願離開的市民。控方引用梁的廣播發言「如果唔願意屈服喺公安同城管下嘅，就留喺度，我哋本土民主前線會一直留喺度」，質疑梁鼓勵人留下來對抗「城管」及「公安」。梁否認呼籲市民「留低」，亦否認是「對抗」，「我希望佢哋留低做佢哋本身做嘅事。」

控方質疑，警方在的士被圍困事件期間已多次呼籲馬路上的市民返回行人路，但是梁不遵從。梁表示，當時沒有留意警方的廣播，及後警方搬出白色高台，發生了一連串事件，包括跌倒、被噴胡椒噴霧、選舉助理何蔓兒和黃台仰提議他舉辦選舉遊行，可謂兵荒馬亂，「叫人上返行人路、要疏通馬路，呢個呼籲我當時係理解唔到。」梁又說︰「我理解唔到警方只係想開通條馬路咁簡單」，指當時警方增強了裝備，包括頭盔、長盾、警棍等，他理解警方想驅散所有市民。他又表示，如果當時有警員單獨跟示威者溝通接觸，在場者反應不會那麽大。

叫楊岳橋搞選舉遊行 梁：不是呼籲

郭指，梁曾用擴音器發言，提及公民黨楊岳橋、社民連、人民力量及工黨等，梁稱「快啲叫佢哋call返30條友出嚟保護市民啦！」梁供稱，該段說話意思並不是真的呼籲這些政黨前來旺角，「楊岳橋其實係我心入面指緊嘅人」。他解釋，當時跟楊岳橋是新界東補選的競爭對手，不是協作關係，楊岳橋亦沒有可能聽到這番說話後來旺角舉辦選舉遊行。控方問梁，跟社民連的關係又如何。梁笑指，社民連亦屬於泛民，其後補充指，視乎怎樣理解，有的人將社民連歸類為激進泛民。

梁稱，當時見到警方持長盾到達，「我嗰一刻係詫異嘅」，如果考慮現場形勢、他與楊岳橋及泛民的關係，便不會覺得他是呼籲泛民前來旺角。他稱，當時情緒是氣憤，亦不否認是「發晦氣」。

楊岳橋和梁國雄在公眾席旁聽，此段對話期間不少旁聽者笑著望向兩人。散庭時，有人向楊岳橋打趣道，會否考慮出庭作供證實不會搭的士出來旺角。

控方質疑梁綑綁本民前及在場者

影片拍得梁在對峙期間呼籲在場市民「捉實前面的人」、「每一個都要救每一個」。梁表示，當時警方狀似準備推進，希望市民能帶走被警棍擊中、被噴胡椒噴霧的人，「有迫切性的底下，我講多咗呢啲說話，但我意識到係唔應該的。」梁又承認，不應該干預市民去幫助抵擋警察的人。

郭指，梁是呼籲在場市民留下。梁回答：「客觀地將黃台仰和我的說話擺埋一齊嚟睇，係。」郭引用黃台仰當晚在對峙期間向警方所說「如果你要玩嘅話，香港人同本土民主前線一定會同你玩大佢！」，質疑梁把在場市民和本民前成員綑綁在一起。梁回答，黃的說話會令人這樣理解，但是「我一直都唔係咁樣諗。」

陳淑莊、羅冠聰、邵家臻、許智峯、吳靄儀和范國威亦有到場旁聽。

記者：黎彩燕

越是對社會有心，越是發現現今有太多東西已不能用《四書五經》去解釋。不懂愛人的父母，如果堅持生育，禍延下一代的結局雖未必至於殺死子女，冷漠如傳染病，慢慢散播到不同各落。生而不養，是有權利無責任的果實。《星仔打官司》這齣戲，宜觀看的不一定是父母，想做個人，都應該一看。

《Capharnaum》（或Capernaum）（香港中文譯名：《星仔打官司》）講述12歲的Zain（星仔）活在黎巴嫰的貧民窟，父母生而不養，一屋細佬，竟由星仔與妹妹賺錢養家。父親在哪兒？醉仰梳化，行屍走肉。

他們的父母甘心賣11歲的女兒給士多老闆做妻子，迫使子女偷運禁藥去換取生活。星仔忍無可忍離家出走，遇上收留他的非法移民黑人婦人Railh，星仔寄居Railh的鐵皮屋，不離不棄照顧她的嬰兒Yonas。星仔一天回到自己家中，收到妹妹的噩耗，手執短刃為妹尋仇，最後傷人入獄。在獄中他做出了重要的決定 — 打上電台控訴父母，在法庭告父母生而不養，渴望父母得到的刑罰是終生不育。

西方海報好有苦兒的感覺。

電影看透世界的絕，觀眾看罷，無不在戲院門外嘆息：「好沉重」。這齣《星仔打官司》作為2019年的苦兒類電影的代表，它為苦兒們出了一口氣，是近年此類電影的一大變奏。戲中挑戰了很多傳統的禁忌：誰來審判只有生育之恩的父母？窮的原罪是否剝削了生育權？

透視三個照顧者

電影中有成年人明顯生而不養，有人生而無力養，而流浪童星仔年紀小小卻負上養育的重任，多多少少是今日窮窟難民的縮影。電影星仔的父母、非法移民黑人單親婦Rahil與星仔順序交代他們照顧的份兒。星仔細小的身軀抱起嬰兒到處尋找維生的可能，在放棄與否的分岔口，餓透的身軀令星仔再堅強不了下去。

Rahil是一個不願離開兒子的簡單母親。

社會害得天天紅了眼的星仔，每天在街邊販賣生果養育弟妹，往後又「苦養」沒有血緣關係的黑人嬰兒Yonas。三個照顧者的對比，星仔的故事告訴所有成年人，人有選擇生育的權利，但沒有放棄照顧的責任。

現實或許比電影更殘酷，香港虐兒的新聞不斷，日本每年錄得52宗虐兒死亡的案件，當中32名小童涉及遭父母「被自殺」。今日的父母不但生而不養，更將子女私有化，成為自己的物件。多宗慘案已早早顛覆了「父毒不吃兒」的思想，但進入「清官難審家庭事」的氛圍，實教人將髒話乾吞回口裡，在華人社會星仔這場審判仍然是一場避而不談的公審。

窮不是原罪

星仔的父親在庭上的自辯發人深省，他壓根兒手握不放生育權，但他與妻子竟將生而不養合理化，更將兒女物化。夫婦二人晚上做愛發出的呻吟聲，只會令兒女更憂心將來的糊口。天賜的性慾歡愉，在早熟的星仔和妹妹的眼中，只是無恥的進行式。

「我以前都活在這樣（貧困）的環境，有什麼問題？我有什麼選擇？你知不知我有多痛苦？自從結緍那天開始，我的人生已完結了！」星仔父親在庭上仍然理直氣壯。

星仔的父親在法庭的自辯，編劇們選擇了似曾相識的對白「我們以前都是_____走過來的」作為父親的自辯主軸，父母不按時序的辯詞穿插在星仔的故事，凸顯星仔的人性，令自稱「無得揀」的父母更難堪。導演 Nadine Labaki 漸漸引出另一命題：罪在貧窮？還是罪在自我？

香港人經常用四百萬去衡量一個小朋友的「養育」成本。百物騰貴，年輕的草根父母今日要寄人離下，當窮人說到生育的選擇，夫婦總在窘境猶疑不決。生，又怕被說成無力養育；不生，又似是向命運低頭。

我們談生育，在網上的言論可見，不免有些香港人站在高位（或中位）、以資源的多寡去審判「誰有生育權」，有時一句「無錢買避孕套？」去諷刺窮父母，確是傷人。窮的原罪剝奪了人的生育權嗎？像星仔這樣的父親，活在過去，當下只有自己。眼中沒有未來的成人，看來不能讓子女在人世上擁有一絲的「希望」。「窮有窮養」若然在現世是「不能避免」，導演想傳達的訊息或許是：父母至少要子女活在愛的世界。

釋懷的結局

走出戲院，腦海閃出新年的一個掠影，久久不散。穿梭商場，四處佈置喜洋洋，父母都愛在商場與小孩來張全家福。「阿囡，你以前唔係咁笑。唔得，你唔可以咁笑，要咁笑。笑！」我乍看一位嚴父要求女兒要「這樣的微笑」；再看下去，那位父親已低頭沉醉手機屏幕的光芒。

別人的家事，「外人」最好不要指三道四。誰有權批判？我想，至少子女是有權批判，因為他們自出娘胎，便從心感受父母直接的愛。

據外電，星仔真人已移民挪威，成了挪威人。

電影中這個被父母看成「充英雄」的男主角星仔由敘利亞真難民Zain Al Rafeea演出。因為戰亂，星仔8歲那年舉家由敍利亞逃至黎巴嫩。戲中星仔用回Zain真名，他最後等到自己的身份，不用跟臭國家和衰父綑在一起，一展笑顏，笑容好真實。一個屬於自己身份的快慰，希望觀眾感受到。

《星仔打官司》是一齣令小孩釋懷的電影，窮孩子不像是枝裕和的《誰も知らない》的結局，被遺棄的小孩以死作結，這才是導演與星仔在屋頂上看到的一點光，不是嗎？

小孩們，有權主宰自己命運。告父母，有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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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城市大學教職員協會在星期二即元宵節，在校內民主牆貼上燈謎大字報，以城大最高薪酬的人（即校長郭位）的月薪為631,000元，和最低薪的清潔工月薪11,200元為題，希望城大員工及學生競猜一種生肖。校方及後以校長薪酬是私隱為由，移除有關大字報。城大教職員工會主席謝永齡斥校方侵犯言論自由，重申校長薪酬不是秘密，因為城大年報中已清楚列明。謝永齡強調公眾有知情權，「林鄭月薪都係31萬，校長卻63萬，校方係侵犯表達和人權自由，好羞家。」

在星期二晚上，工會再將謎題再張貼到民主牆，但城大今次對學生會施壓但不果，在昨晚更派人撕爛工會張貼的內容。謝永齡炮轟校方做法不當，「年報有印幾錢月薪，是事實，是公開數字，要告就告印年報的人囉。」他重申，城大校長的薪酬不是秘密，斥校方的理由無理，強調必須捍衛民主牆、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

左為李卓人，右為謝永齡

城大教職員協會在下午發起守護民主牆行動，在記者面前重新貼上有關燈謎，謝永齡更即席公佈謎底為「肥上瘦下」，即是雞。職工盟到場聲援，秘書長李卓人表示，香港各間大專院校的飄流教師問題嚴重，斥城大肥上瘦下，校長豬籠入水，但卻不理會教師的死㓉；基層員工缺乏保障，無法依靠教書的入息養家。他慨嘆香港的新一代沒有出路，只能當廉價低薪的飄流教師。

清潔服務業工會幹事黃傑業斥，大專院校的高層人工年年加，基層員工的工資卻只能在最低工資的水平遊走。他稱清潔工盡心盡力服務，但成果卻只由高層享有，重申城大是由納稅人的公帑所「供養」，而不是高層的遊樂場。

工學同行成員、理大學生李嘉穎則提到，理大去年同樣出現民主牆遭校方打壓的情況，斥大專院校的威權管治越見嚴重，相信類似的行為陸續有來，譴責城大干預學生自治的行為。

城大學生會署理會長陳明睿

城大學生會署理會長陳明睿對記者解釋稱，校方在星期二表示，謝永齡張貼的內容是侵犯私隱和沒有日期，在昨日早上又稱字數超過25字的限制字數，在昨晚八點半更改口稱謝的內容涉及誹謗成份。他斥城大在過去曾多次干預民主牆，重申學生會對民主牆有絕對管理權。

城大公關在記者會開始前，對記者表示校方有回應，在記者會後隨即向記者派發回應，稱城大一向支持及維護言論自由，稱內容嚴重失實及誤導，違反校規及使用規則。聲明中又表示，校方與學生會多次溝通及徵詢法律意見後，最後決定移除。

記者：麥馬高

（獨媒特約報導）2016年農曆年初一至二的旺角騷亂，梁天琦、李諾文和林傲軒均有一項涉及砵蘭街的暴動罪名需接受重審。「美國隊長」容偉業被控煽惑非法集結、暴動及襲警共7項罪名。首被告梁天琦續接受控方資深大律師郭棟明盤問。控方認為，梁由初踏足旺角砵蘭街指罵食環署職員後，便計劃使用武力；因此他最終向警方防線衝前的行為不單是魯莽，更是蓄意。梁說：「唔同意，完全無預計過嗰晚件事會咁發展。」

未知始末即罵食環職員 控方：父親有教要有禮貌？

控方問梁，梁早前作供提及父親熟讀四書五經，認為他是很有學養的人，父親應該有教導梁做人要有禮貌，為何當晚一到達砵蘭街後，還未了解發生什麼事便立即用粗口指罵食環署職員。梁表示，當時理解食環署職員想阻撓小販擺賣，但承認：「係唔應該咁激烈。」

梁又表示，黃台仰不斷發出廣播要求警方離開的做法是不正確，但認為現場很多人都擔心警方會藉故增援，然後驅散小販。「若果警力唔係咁多的話，處理件事會更好。」控方回應，的士事件期間人群聚集在馬路是「雞同雞蛋」的問題，因為多名市民圍著的士，所以需要更多警員人手。

梁否認自己跟黃台仰都一心一意阻止警察進入砵蘭街。他表示，雖然黃語氣不禮貌，但是從黃的字裡行間可以看到黃希望的士能盡快離開以作處理。他認同黃當時呼籲市民「圍住兩邊唔好俾黑警入來」的做法，因為現場訊息混亂，有很多誤解，市民見到警察便會很緊張，所以會站在警察的面前。他說，若果的士離開，市民便沒有原因要留在馬路上。

梁天琦：公眾聯絡組警長無理會我 堅持找黃台仰

影片可見黃台仰與公眾聯絡組警長鍾文翰曾於2月9日凌晨1時17分談判。控方質疑，當時兩位之間的對話並沒有提及選舉遊行。梁強調：「我有放喺心」，但不知為何黃沒有將選舉遊行放在心。

黃台仰與公眾聯絡組警長鍾文翰談判

梁續供稱，有印象跟鍾文翰接觸過，但是不記得實質對話內容，只記得鍾不斷問及黃台仰的位置，非常堅持要找尋他，而不太理會自己。梁憶述，曾回應鍾：「你要搵黃台仰嘅話，就去搵啦！」然後鍾逕自走入群眾中。

控方問，何不阻擋鍾，不讓他進入人群，並向他強調自己才是負責人。旁聽席聽罷問題，傳來一陣鼓噪聲。梁回答，當時感到警方完全不在意他們的選舉遊行，只想進行清場。

控方質疑梁上次審訊未提及與黃台仰對話

梁前日（2月20日）作供提及，在黃台仰大叫：「三、二、一、去」前，黃曾向其他人說：「數三聲，衝！」梁當時抬一抬頭，示意黃望去警方防線，反問：「衝？點衝呀？」黃回答：「你唔衝，前面啲差佬都會衝埋嚟㗎啦！」

控方今質疑，梁在第一次審訊的作供裡從未提及這番對話。梁表示，上次還未肯定到這對話的存在，亦已不能向當事人（黃台仰）求證。直至他的代表大律師馬維騉重看影片，查問他為何曾抬一抬頭，他始記起有此對話；加上影片拍得黃有向群眾方轉過身，確認到跟自己的記憶吻合。

梁堅稱，這番說話是當晚仍是清醒時記得的最後一件事，因此印象特別深刻。

梁天琦：無蓄意用暴力 無預計事情會咁發展

控方指，梁、本民前成員以及沒有穿著藍色外套的人是蓄意使用暴力。梁回答：「我只能代表自己交代」，「其他人當時個腦諗咩我係唔知道。」若果單講自己的話，便不同意控方所說。

控方又指，梁由踏足旺角砵蘭街後指罵食環署職員後，便蓄意使用武力，最終向警方防線衝前不單是魯莽，更是蓄意。梁說：「唔同意，完全無預計過嗰晚件事會咁發展。」

審訊下星期一續。

記者︰黎彩燕

保安局長李家超以引渡台灣兇殺案疑犯到台灣為理由，提出修改《逃犯條例》，實質目標是打穿21年來都沒人敢碰的中港司法防火牆，容許北京引渡在港人士﹝包括香港人、台灣人、美國人、加拿大人和其他國藉人士﹞到中國受審。

無論李家超如何裝出言辭懇切，特區政府受北京指使的圖謀已經令台灣政府警惕起來。台灣陸委會澳澳蒙藏處專委黃廷輝公開表示：「如香港政府以『一個中國』前提為修法來跟我們交涉，那我們是不會接受的。陸委會必須強調，政府絕對不會接受任何以消滅國家主權為目的的作為，所以希望港府還是以雙方人民福祉為考量、妥善處理這個案件。」

這段是上星期保安事務委員會的發言，我問保安局長李家超有沒有跟台灣當局講清楚，修改《逃犯條例》是以「台灣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為前提：以及有沒有跟台灣當局說，修法將會令每年數以百萬計台灣訪港人士面對被引渡回中國受審的風險。因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香港是作為北京的白手套，為台灣民進黨政府製造政治難題。當時李家超說，香港修法不用諮詢其他人，日後跟台灣談也只會針對個別個案。

真的嗎？

台灣政府最新的立場基本上取消了特區政府的修法理由，因為既然修法是以「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前提，就算修了法，台灣政府也不願跟你討論引渡安排。現在李家超已成「沒穿衣服的國王」，愈硬幹下去，開初時的虛情假意就愈顯得荒謬。當日找來被害者家屬開記招，與保安局唱雙簧的李慧琼和周浩鼎，更是枉作「賤」人。

正如姚松炎之前的文章指出，北京指令香港修法，志在牽制美國及其盟友：下次你再在加拿大夾我一個孟晚舟，北京就可慢慢在香港揀番一個/多個人質作報復。事件的影響範圍遠遠超出香港，除了香港人自己出聲，我們也要盡快讓駐港外國人群體了解問題的嚴重性，各自向自己的政府施壓反對。

日前澳洲國家黨一名叫Barry O'Sullivan的國會會議中以「Chinamen」來形容華人，引起爭議。由於「Chinaman」一字向來被認為帶有貶意，Barry O'Sullivan不但引來澳洲的中國大使館不滿，連澳洲朝野也批評他。而在澳洲當地極為流行的板球（cricket）運動中，至今「Chinaman」此字仍是一個術語。

板球投球方法大致分為速球和旋轉球兩種。旋轉球之中又可以分成兩種投法：finger spin和wrist spin。按字面解釋，finger spin的旋轉源於手指的力量；wrist spin的旋轉源於腕力。但其實wrist spin球路與腕力沒有太大關係。

如果用左手投球又以wrist spin的技巧投出，這種技術就叫「Chinaman」。為甚麼會有這種叫法呢？傳說中這與1933年的一場賽事有關。當年西印度群島在Old Trafford（即曼聯主場旁的板球場）交手。英格蘭擊球手Walter Robins未能應付西印度群島一名左投以wrist spin技術的投球而出局。而該名投手是正有華人血統的Ellis Achong（圖中人物）。Walter Robins在出局後離開球場時說了一句：「Fancy getting out to a bloody Chinaman」（大概可翻譯成「喜歡被一位該死的中國佬趕出局」。本身致力反種族歧視的西印度球員Learie Constantine聽到這句說話後，即以「You mean the bowler or the ball?」（你指投手還是球？）回應。於是以左手投出wrist spin球的技巧就叫做「Chinaman」。

不過，Ellis Achong不但不是該投球技巧的發明者，而且早在上述提及的那場比賽前，在英格蘭已有人用「Chinaman」一字來形容以左手投出帶有wrist spin的球。兩年前體育記者Andy Bull在《衛報》網站的一篇文章就指，最晚在1926年，己有英格蘭報章在談論板球時用上這個字。而這個字可能是在約克郡球手Roy Kilner投出該種球路後出現。而Roy Kilner在1928年已離世。

當然，就算這個字眼與Ellis Achong的華人血統無關，也不代表它是恰當的。近年有不同國家的板球記者／評論員提出過要停用「Chinaman」這個字眼。

回說Ellis Achong（1904至1986）本人。他除了是西印度群島板球隊成員外，也是千里達和多巴哥的足球國腳。早在十九世紀初，就已有華工移民千里達和多巴哥的。Ellis Achong可能是一位名字叫「阿聰」的廣東移民後裔。他一生共為西印度群島出戰六場一級國際賽，也是史上第一位參加一級國際板球賽的華裔球員。

參考：

Andy Bull文章
圖片來源

（獨媒特約報導）學聯（九樓）與前身為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現為「自治八樓」（八樓）的爭議有新進展，持有八樓單位的「學聯及學生活動基金公司」向區域法院入稟，收回物業。「自治八樓」今日發表聲明，表示不會出庭應訊，對學聯（九樓）採取法律行動表示「極之遺憾」。

根據司法機構資料顥示，入稟人為以信託形式持有八樓物業的「學聯及學生活動基金公司」，答辯人為「九龍彌敦道739號金輪大廈8樓A室佔用人」。案件將於3月6日早上10時30分於區域法院審理。

「自治八樓」今日（2月23日）發表聲明，對九樓的行動表示極之遺憾，他們不會「進入這套建制法律程序」出庭應訊。聲明又指，九樓與八樓並非業主及佔用人的關係，促九樓撤回訴訟。

學聯代表會主席張倩盈表示，暫未有計劃回應八樓聲明。她表示物業持有人「學聯及學生活動基金公司」，在案件聆訊當日會派代表出席。

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成立於1994年，當時是期望推動社運發展，承傳經驗，由學生及社會人士組成管委會。不過雙方分歧愈來愈大。2006年，九樓將八樓地位降級，置於學聯秘書處之下，八樓成員宣佈「自治」。

學聯代表會在2017年7月16日決定「全面收回」八樓單位，並訂下9月30日遷出期限，不過自治入樓成員未有遷離。去年2月，九樓取消八樓的電力戶口，八樓成員則重新登記並接駁電力。

【案件編號：DCMP394/2019】

自治八樓聲明：

近日學聯社運資源中心（自治八樓）正式收到由區域法院發出，由學聯九樓以業主身份提控訴訟的法庭傳票，要求法院頒令，收回金輪八樓A室。開庭日期定在三月六日。

對於九樓法庭此舉，我們極之遺憾。但就住法庭訴訟，我們並不打算出庭應訊，進入這套建制法律程序，及進入這個並非事實的業主及佔用人的關係。更遺憾的是，現時的學聯九樓竟選擇使用行政建制手段來處理群體內部矛盾，取消民主協商的基進可能。

即便如此，我們並不會就此消聲。在此，我們更責成學聯九樓立即懸崖勒馬，撥亂反正，取消有關的訴訟，並責成學聯九樓重啟以民主協商、積極尋求共識為前提，廣邀各相關持份者參與討論及磨合，形成合情合理的進步方案。若學聯九樓能做得到以上要求，當能為既沉寂、亦撕裂的香港民間社會，打下一記育養前行的強心針：創造共融並行，凝聚民間力量，建設基進力量的理想示範。

我們在此呼喚各位關心這事件的朋友，或直接或公開向學聯九樓提出你的意見及期許。

自治八樓仝人及支持者
2019年2月23日

電影《為副不仁》（Vice）的中英文片名都是一絕，英文片名Vice語帶雙關，中文片名則玩食字玩到出神入化。導演在電影中毫不掩飾其主觀結論。電影描述被譽為美國史上最大權力的副總統切尼（Dick Cheney），如何一路過關斬將，登上權力的核心。

切尼擔任美國副總統期間，一直大力支持中央情報局（CIA）對嫌疑犯採用殘忍的審訊手段，並對傳媒表示「我會毫不猶豫地再次那麼做。」這麼一個富爭議的政治人物，要將他的大半生搬上銀幕，必然有他的賣點，賣點就是他這個人在紛擾的世局中的複雜性，而他的複雜則來自他對權力的追求。為了權力，可以去到幾盡？他有時會像「人民的領袖」般跟隨民意的規律走到政治舞台；有時卻又會狡猾地回應千夫所指。權力令他展現雄風，亢奮莫名。電影中首尾皆出現了他在「911事件」當天越過總統下達的指令，非常時期使用非常手段，揭示他終生㩴取權力，就是為了在當刻展示權威（authority），並從而發揮其影響力（influence）。權力就像春藥，唯一令他垂頭喪氣的是知悉女兒的性取向後，不得不棄政從商。

儘管電影中的切尼機關算盡，但其實沒耍多少手段，也未有使詐，亦沒有享用特權，當然更沒有濫權（唯一越權是下命令擊落可疑飛機）。他只是善於審時度勢，在風急浪高的政治汪洋裏爭取自己最大的利益。由最初擔任拉姆斯菲爾德的助手，到後來當上尼克遜的白宮幕僚，以及被老布殊選派為國防部長，充其量只是一個追求權力的政治投機分子而已。他甘願當小布殊的副手，卻又要分享權力，莊園會面一幕處處表現老奸巨滑一面，這對正副拍檔簡直是絕配，一個願打，一個願捱。他的權力慾不斷澎脹，甚至靈機一觸，為美國總統不斷出現醜聞而導致的行政效率衰落，提出了「行政一體論」，在911事件後，把手段變成了目的，終令他當上「最有影響力的副總統」。

整部戲好像是在借古諷今，每句對白的演譯，每段情節的推展，某程度上都是衝着特朗普而說的。無論如何，西方政治從來都是由右至左，再由左至右，如鐘擺兩邊。不過，導演Adam McKay最後想說明，姑無論左派右派，搞唔好國家就講乜都假。他的前作《沽注一擲》（The big short）就是鞭撻一手做成金融海嘯，讓人民借貸成債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派的糖衣毒藥，亦暗示在共和黨治下出現問題，令人民的財產落入大鱷口中，實難辭其咎。今次，他一方面諷刺保守右派造成恐怖主義日益壯大，另一方面，也提到自由左派自以為是的包容，為國家帶來難以逆轉的局面。他在劇終還嫌未夠喉，要補上仿似NG片段的混亂場面，然後對自由派的自詡理性分析作出諷刺。

導演刻意想把切尼這爭議性人物拍得立體一點，例如青年時期當雜工，他看見工頭冷對受傷工人會忿忿不平，又會因妻子的一頓臭罵而奮發向上，甚至避免傳媒追搫他女兒的性取向而放棄競逐總統寶座。這些都沖淡了觀眾對主角的厭惡，嘗試把切尼塑造得較為人性化一點。其實，導演在戲的開首已借旁述說出他的觀點：有權力的人的一個微小的決定，都會影響幾百萬人的命運，無論你是甚麼派別，每一個決定，都會帶來深遠的影響，愛國無分左中右，誤國亦然。換心手術那一段的刻意寫實，其實就是導演想告訴我們：政治人物要得到人民稱讚，未必只憑聰明才智，還要由心出發，擁有權力，便要小心運用，不然千萬人便因你的一個決定要受苦，他把切尼換心手術賦予警世意味。

全片似沒明顯的起承轉合，只以切尼從政界到商界，再由商界重返政界作轉捩點，然後以換心作結。劇情的推展就靠着寫得精警的對白，還有那抵死的旁白。這是導演Adam McKay特有的敘事特色，每秒鐘都刻意地「告訴」你某些事情有因必有果。還有，蝙蝠俠基斯頓比爾（Christian Bale）演活了角色，奪奧斯卡男主角獎應無懸念了吧？當然，最佳化妝一獎也應是囊中之物了。

「權力是最好的春藥（power is the ultimate aphrodisiac）」這句放在切尼身上確然適合不過，但也同樣適合放在任何政治領袖身上。諷刺的是，說這句話的是曾任國務卿的基辛格，而他也在追逐權力的路途上也曾遭切尼抽了後腿。

「執笠之喜」是 TC2 Café 老闆岑蘊華的話。凡事皆有定期，天下萬務皆有定時，難頂的事情總會過去，但美好的事情亦不一定長久，在可以選擇時自主決定，在回憶美好時瀟灑結束，不苟且、不偷生，可以沒有遺憾大大聲說「光榮告別」。

TC2 Café 是什麼？是文化咖啡室（老闆說總算做到了、成功了……部分）、是新聞界的深宵食堂與樹洞（梁朝偉在吳哥窟講秘密的樹洞）、是潮池（舊雨新知相遇，又頃刻離別）、是一家仍然掛着「我要真普選」黃色直幡的餐廳（為了一幅直幡失去了幾多生意……）。

2019年2月23日下午約五時半， “last order” 的聲音響起。

咖啡機準時壞掉，生果賣完了，一眾最後一分鐘的食客，叫乜無乜，只能有乜食乜。

兩位老闆，忙到最後半句鐘，一貫地一腳踢，一貫地忙到冇停手。

這些年來，看着老闆日漸消瘦、憔悴、累；十年無認真放過假，一天十四、五小時工作，這種生活不可能無止境下去。暫時告別，這決定，理性而勇敢。

所以，我一直沒有幾絲傷感，直至 “last order” 的聲音此起彼落。

終於來到這一天。

最後一個 party，感謝兩位老闆，你們燃燒了的青春

TC2 有一個角落，放了一部舊衣車，選此座位，必然是獨自一人，面壁自閉；長年累月，獨坐者填 memo 紙留言，與另一位陌生的孤獨者隔空對話。

TC2 最後一夜，我看見了這個留言，李小姐有話對陳先生說：

恕我多事，不能只有我看到。

恕我多事，這段留言，不能只有我看到，不能讓它隨 TC2 消失。

這些年來，TC2 這地方，不經不覺地連繫着多少人陌生人，我們也許相知而從未相遇，偶爾在此碰見。老闆說，開業十年，錢不可能賺得多，但賺了人與人的關係，交了很多知心朋友。

TC2 營業的最後數天，很多朋友慕名而來。老闆表妹說得語重深長，若然大家珍惜一件事，請及早支持，不要等到它快要消失時，才去懷念。

是的，一間餐廳如是，一家你欣賞的傳媒如是，一些你珍重的價值如是，你愛的人，亦如是。

一個維繫了十年的潮池，很長久；如今我們散落大海，有緣自會再遇。既濟未濟，一個章節的終結，自是另一新篇章的開始。

TC2 歡慶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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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遷時休業一會，寫過這篇：砵蘭街最後一夜

補充：TC2 一向慷慨借出地方，寄賣各種書刊，本人單是這兩本書，粗略估計，在 TC2 賣出了六百本。

（獨媒特約報導）政府因應去年大埔公路巴士車禍，經檢討後於本年一月初公佈《香港專營巴士服務獨立檢討委員會報告》，建議「在行人繁忙地區劃為車輛時速30公里限速區」，並計劃以深水埗及中環作為試點。惟建議遭到一面倒批評，駕駛行經長沙灣道巴士線的九巴車長葉蔚琳，曾自行嘗試以時速30公里駕駛，直言非常困難，「慢得好緊要，唔超速都幾勁」，擔心限速不單未能減低交通意外，反而帶來道路大混亂。

長沙灣道及欽州街交界已連續9年被列為交通黑點

限速區其中一個試點為深水埗區的長沙灣道，選址深水埗其中一個原因為該區曾於2017年發生嚴重的巴士交通意外，一輛城巴E21A在長沙灣道及欽州街交界，疑因收掣不及撞向前方的士，並剷上行上路，最終釀成3死30傷。據運輸署紀錄，深水埗長沙灣道及欽州街交界已連續9年被列為交通黑點，即每年發生最少6宗有行人傷亡的交通意外，或一年內發生最少9宗涉及任何傷亡的交通意外。雖然意外已證實與巴士超速無關，但涉事車長被指連續數天工作13小時，令公眾再次關注車長超時工作與專營巴士公司人手不足的問題。

多條巴士線均會路經深水埗長沙灣道

九巴車長葉蔚琳自行限速30：慢得好緊要，唔超速都幾勁

九巴車長、「月薪車長大聯盟」召集人葉蔚琳表明反對設置限速區，「我都有同工會傾過，覺得唔可行」。她自己也「身先士卒」，嘗試以時速30公里駕駛巴士，發覺行車艱難，「好難，慢得好緊要，唔超速都幾勁」。她擔心限速所有途經車輛將造成大混亂，「遲早其他道路使用者都會出聲」。葉蔚琳亦認為限制車速會影響現有的巴士班次，質疑運輸署未有考慮到建議帶來的影響，「有啲嘢始終都要睇下實際情況架嘛」。

葉蔚琳批評檢討委員會的報告未有對症下藥，沒有針對如何減輕車長疲勞駕駛，以及減低車長與乘客的日常磨擦。她以巴士加設車長睡意監測系統為例，「根本冇用。你係咪一響就俾佢休息先？」。她認為香港生活節奏急促，不同的道路使用者也在爭分奪秒，不少行人更會無故走出馬路，「咁冇知識，30都會撞死佢」，倒不如加強教育公眾如何使用道路。

葉蔚琳強調，車長有穩定的情緒及充足精神已可避免部份意外發生，促請運輸署及巴士公司關注車長工作問題更為實際。

九巴僱員工會郭志誠

九巴僱員工會郭志誠斥建議「搵市民同車長做試驗」

任職車長32年、九巴僱員工會主席郭志誠雖然支持限制車速，但就強調「唔係咁樣做」，直言現時建議是「搵市民同車長做試驗」，「塞車時冇人會話你，但如果冇車都仲行30就俾人鬧啦」，變相增加車長壓力。郭又認為交通意外除了源於超速，與車長過長工時、車長培訓不足、市區違泊問題、道路設計等不無關係，「有時就係個一秒反應，已經可以有不同結果」。如要設立限速，他建議仿效外地，一律限制行駛市區範圍的巴士為時速40公里，並加入巴士禮讓政策，優先讓巴士入站及出站，減低不同駕駛者在道路上的磨擦。他認同巴士沒有必要太高速，不過需要更完善的道路設計去配合，例如巴士毋須轉入橫街窄巷。

記者：周頌謙

（獨媒特約報導）對於深水埗區的長沙灣道擬設立限速區，民協深水埗區議員何啟明（南昌東）認為，在深水埗設置巴士限速區的意義不大，「（深水埗）本身已經行車緩慢，燈位多，限速其實都冇咩意思」。他稱低車速的確有助減輕交通意外的傷亡率，但同時擔憂限制巴士車速後，會令車流緩慢，加劇區內塞車問題。

民協深水埗區議員何啟明

何啟明又指，交通意外的涉及因素複雜，有時涉及店鋪擴張令行人路收窄；有時則是行人亂過馬路。而2017年的欽州街車禍更是「關司機事多過關車速事」，他建議運輸署關注巴士車長的工時問題，「重點係應該諗下點樣確保到司機打醒十二分精神，而唔係去諗再限制車速」。

經民聯林家輝（資料圖片）

經民聯林家輝則表示不反對設立限速區，但就認為限速的作用有限，「深水埗人多車多，本身都行唔得快啦」。他不亦擔心設置限速區後，車流減慢會加劇長沙灣道塞車。他解釋，深水埗欽州街、元州街一帶人煙稠密，幾乎每個街口都有燈位，質疑限制車速所帶來的影響，「都係差唔多啦」。有指限速建議會於今年內試行，但林家輝表示仍未收到相關的討論文件，區議會亦暫未安排開會討論，稱之後會再研究政府的建議。

深水埗區議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則未有回應記者查詢。

記者：周頌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