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的晚飯時間不⼩心被逼收看無綫電視的處境劇，看到七竅生煙，憤怒到極點。我是真的沒有辦法再給這個電視台任何⼀點的尊重。撇開無綫的新聞胡亂做而且偏頗⾄極以外，這個廣播公司出品的處境戲劇也是散播無知歧視的⼀⼤推手。⽽正當我以為這個所謂電視台的編劇已經極致地厭惡和排擠所有差異的時候，我在某⼀集的處境喜劇中終於見識到何謂低處未算低。

是集劇情不外乎典型無綫處境劇的⼤公司勾心⾾角等，⻆色們從會議室內⼀路爭到離開會議室，繼⽽開始爭論有關繼承權的問題。其中⼀個⻆色設定為公司⼥高層，她的弟弟（根據⻆色們所提及）貌似是⼀個不太討好、相貌平平⽽且能力不足的⼈物。⽽另⼀個太太⻆色在討論中則先奚落公司高層的弟弟是「弱智」（摘錄⾃原本對白），然後再補加⼀句「乜有⼈肯同佢配種」?

必須要先申報，筆者並沒有完整看完這⼀集的處境劇，筆者只看到⼀開始的十分鐘及最後的⼗分鐘，但這⼆⼗分鐘的觀看時間卻足以令筆者感受到真實而切身的不安。來到⼆⼗一世紀，這部處境劇宣告着我們⾃以為好笑的橋段：

1) 弱智⼈士不配擁有家庭獲生活
2) ⽣育作為工具，⽣育者作為容器
3) 被逼以生育為前提進⾏性行為

篇幅及筆者能⼒所限，暫不在此討論弱智及智⼒障礙兩個稱呼之間的分別及其含意。筆者想討論⼀個更核⼼、更凸顯無綫如何侮辱所有人的問題。

就筆者所觀察，無線於處境劇中所安插的衝突場面⼀般⽽⾔不外乎為搏觀眾一笑。根據當⽇（被逼）收看該集電視劇所得的觀察，上述兩個⻆色的衝突場面確實是⽤於製造喜劇效果。筆者的家人看着兩個⻆色你來我往、⽤配種和繼承的語⾔互相挖苦也着實看得不亦樂乎。

⽽筆者實在沒有辦法理解這段戲碼到底有甚麼讓⼈覺得逗趣的地方。到底要有怎樣的觀念，才會讓配種成為⼀個廣大觀眾（或者編劇）覺得好笑的笑話？因為夠刻薄嗎？可是如果你被告知，這個世界上確實依然存在無視「配種」雙⽅意願的思考⽅方式，⼤家還會如此開懷大笑嗎？

這個笑話的恐怖之處在於，笑話當成了⼀種與生育相關最赤裸的暴力的遮羞布。在這個笑話之下，觀眾沒有看到的，是當⽣育成為手段，負責生育的雙⽅都被貶為課隨意使喚的⼯具。當事⼈有沒有生育的意願並不是考慮的因素，最重要的是⽣育能滿⾜到當事⼈以外的人對於其他慾望的遐想。由此延伸，⽣育變成了絕對工具理性的「配種」，⽣育成為了⼀個比賽。

我覺得呢個笑話既恐怖之處在於，佢以搞笑包裝住⼀種生育相關最⾚裸既暴力 — 作為手段，負責生育既 「雙方」都只係能夠被隨意使喚既工具。當事⼈想唔想唔係問題，重點係⽣育滿⾜到當事⼈以外既人對於其他慾望既遐想。所以生仔係配種，⽣仔係⼀個比賽。

討論中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公司高層這個⻆色⼝中所謂的「細佬個對象」（只取⼤大概意義）。對於筆者來說，在任何⼀個人身上隨便題啊上「配種」這個標籤，是⼀種非常嚴重的侮辱。配種作為手段，確實經常把女性放在⼀個被動而⼯具話的位置，彷彿女性存在的意義只有⽣育⼀樣。然⽽筆者想同時提出，當對⽩中出現對於「弱智」的奚落時，這部處境劇更同時在歧視不符合傳統定型的男性以及有智⼒障礙的人。在這裡，我們必須要問的問題時，是否只有智力正常、夠陽剛、有領導能力的男性才能被認可為男⼈？是否只有這種男⼈才有資格發展親密關係？再延伸下去，⼀個也必須問的問題就是：發展關係是不是也只是健全人的權利？凡此種的問題，指向的是⼀個⼤家都有機會所⾯對的困境：但凡不符合主流想像的⼈，即使被設定為⼀個男性、⼀個在主流社會中理理應獲得更多權利及更⾼地位的人，都在⾯對着嚴苛⽽不合理的批評。

⽽令筆者更為心寒的是劇情的最後十分鐘。在其家姑的命令下，劇中的另⼀個⻆色硬被家族保安送去和她 的丈夫「開房」，務求能順利：受孕，⽽角色則明顯表現出不願⽣育及進性⾏為的意願。劇情發展中，這個⻆色的丈夫因為⻆色身體不適⽽而打消發⽣性關係的意念。在事後，這個⻆色的朋友作出如此安慰：好彩你⽼公都唔係只顧住生仔（再一次，這是筆者⼤概歸納的意思）和自顧發⽣關係 — 我以為發⽣性行為要有雙⽅的同意是常識。即使有婚姻關係，也不代表任何⼀⽅被賦予可隨時根據其意願發生性行為、無視對⽅意願的權力。借⽤周星馳的電影對白，「七孔流⾎還七孔流⾎、死還死，兩樣嘢嚟既，唔好撈埋⼀齊講呀吓」。即使雙方已經結婚，婚姻關係從來沒有也不需要和發生性行為的意願掛鉤。成為對⽅法律上的配偶，從來不會亦不能構成無視「發⽣性行為需要雙方同意」這個前提的理由。

接連下去，下⼀個要問的問題就是，為甚麼上述的概念能造成喜劇效果？取悅觀眾，是不是必然要建基於刻薄或將快樂建築於他人的痛苦這樣的基礎上？猶記得筆者在⼤學課堂時，曾有講者拋出問題，要同學們思考歧視在甚麼情況下出現於作品中方為合理。⽽筆者認為，只有在作者欲凸顯歧視的荒謬時，歧視描寫在作品中的出現才能被接受。誠然，每個同學對於問題都有不同的答案。不過筆者始終認為，作品如何被散播及解讀，並不是作者能控制範圍，然而一個有意識的作者最起碼可以做的，就是確保歧視描寫／定型在其作品中並不用於達到訕笑其他更邊緣、更弱勢的團體。

「笑吓啫，咁都唔得呀？」筆者知道⼀定會有⼈提出這樣的問題。筆者的答案是不能的。筆者無法容忍這種笑話的原因在於，這種歧視和無視個體的觀念依然存在，⽽而且在我們未必看到的⻆落在壓迫不同的⼈。

上述事情不能被當作笑話消遣的原因同時在於，這些事情和現實中真實存在的觀念⾼度重疊。筆者早前提出有關歧視出現在任何作品中的合理前提，在這裡則顯得更為重要。如果作者無視⾃己作品的傳播能⼒，把某些現存的觀念編寫成為笑話，其實變相是無視這些觀念加諸在個體身上的枷鎖和壓制。如果這些因為編寫不當⽽而被流傳成另⼀種⽤於奚落和訕笑的語⾔，做成的破壞力更加是無法想像。

筆者真⼼希望，有⼀天我們都學會不再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其他人的痛苦之上。這種取樂的⽅法已經造成太多的的痛苦。

題為編輯所擬

（左起）本土研究社成員陳劍青、黃肇鴻、林茵

（獨媒特約報導）本土研究社發表《隔世追棕——新界棕土擴張軌跡與現況》報告，指出全港有達1,023公頃棕土未被納入發展，數字相當於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所指的1,200公頃土地短缺的85%，質疑政府蓄意貶低棕地的潛力。

報告就著棕土的現況和過往發展趨勢進行研究，選取了1993、2003及2017年三個時間點，從衛星圖和航空照片中辨識棕土的分佈。根據研究結果，2017年全新界棕土的總面積應為1,521公頃，比起政府和土供組估計的多出200餘公頃，而且更有多達1,023公頃棕土未納入各新發展區及「210多幅具房屋發展潛力用地」。

斥政府誇大發展棕土難度

本土研究社成員林茵指，根據調查結果，2017年牽涉露天重型作業的棕土面積只有63公頃，佔總面積只有4.1%，但政府刻意誇大重置和發展棕土的難度，誤導市民以為發展棕土並不可行，從而同意填海和「公私合營」發展農地等選項。她亦質疑政府對棕土管制開綠燈，甚至有意令違例棕土合法化，在2008年政府曾主動把洪水橋區內36公頃的康樂用地改為「露天貯物」，變相令17.8公頃的涉嫌違例棕土合法化，而該處剩餘的康樂用地申請規劃的成功率由52%大幅增至90%，質疑政府有「忽然鬆手」之嫌。報告又指，自2005年起，涉及新界區棕土作業的規劃許可申請獲批比率大幅增加，至2010年獲批比率達94%，她認為這顯示政府主動放寬棕土管制，導致棕土的數量急速上升。

本土研究社成員黃肇鴻批評「團結香港基金」副總幹事及土供組成員黃元山，斥其「棕地成本高過填海成本」的說法不合邏輯。他指黃元山只引用了收地賠償最高標準的甲級農地收回價，忽略了大部分棕地均坐落於丙級和丁級地帶，收地成本僅為甲級的41.7%和25%，故此大幅高估了棕地的收地成本，他質疑政府「利用唔透明嘅資訊，有意誤導市民」。

被問及發展棕地會否影響棕土作業者的生計，黃肇鴻表示超過八成的棕土均可遷進多層大廈，只有約10%的重型作業或不能重置，因此收回棕地對棕土作業者的生計影響絕對低於預期。

本土研究社倡議政府應循「棕土優先」及善用《收回土地條例》的兩大方向，制定土地政策，短期應盡快進行棕土凍結調查，對違規棕土場地加強執法，以遏止棕土擴張；長期而言，政府應修訂《城市規劃條例》，加重違例棕土場地的罰則、把「發展審批地區圖」的執法權延伸至全新界地區，全面打擊棕土擴散、成立「棕土復修基金」以支付政府收回棕土後修復環境的支出等等。他們重申政府應先運用一切現有資源，再作填海的考量。

記者：湯偉圓

（左起）公民黨郭家麒、社民連梁國雄

（獨媒特約報導）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等人發起的《零八憲章》發佈十周年，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和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今日下午於灣仔設置街站，收集市民簽名要求中國政府釋放維權人士，並盡快落實《零八憲章》中的政治改革和人權保障。

斥習上台加強政治打壓

郭家麒和梁國雄表示，藉著今年是《零八憲章》發佈十周年，及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七十周年，他們將於各區收集市民簽名，然後遞交中聯辦，表示對中國打壓維權人士的關注。

他們指中共打壓維權人士變本加厲，希望喚起香港市民的關注和支持。在2015年的「709大抓捕」中，超過二百名維權律師、法律助理和維權人士被拘留、審判和拘禁。律師王全璋至今仍然杳無音信，律師余文生則曾為被補者辯護，兩人先後被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分別已被囚3年4個月和近11個月，外界無法取得兩人聯絡。

郭家麒表示，全球16個律師組織聯署要求國家主席習近平釋放王全璋，但中國政府置若罔聞，顯示近年對人民自由的大力箝制。郭又指，習近平於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談到中國近年改革成功，卻隻字不提政治改革，郭認為極權政府不變，國際社會就無法接受中國，亦證明中國無法適應世界演變。

郭亦表示，面對中國打壓，香港仍然有言論自由可發聲，因此藉街站聲援被捕者，給予他們及其家屬支持，亦喚起國際社會對事件的關注。

郭家麒：街站反應熱烈 源於港人對政府不滿

郭家麒認為街站反應熱烈，相信是源於港人不滿香港政府近日對民主派連番打壓，例如剝奪立法會議員朱凱迪的鄉郊代表選舉參選資格。他也認為，近年香港政府愈趨與中國政府相似，使港人感到很大威脅，此次街站反應良好，也表示了港人對一國兩制的支持。

記者：邱愛霖

年前的4歲孖女被兩保母虐待案，兩被告昨日認罪，等待判刑。我期望她們得到應有的制裁，也祝願女童能早日重展笑顏。

但看本地媒體對事件的報導，特別是某些主流傳媒對兩被告的「女同志」身份的強調，及其後引起的針對同志犯罪報導的討論，令我不得不說一兩句。

首先，挑起我神經的是蘋果日報的製圖及標題：「拳打捏陰火機灼虐4歲女童致昏迷 女同志情侶保母認虐兒」，並直接用了兩人正面的情侶照；內文導言的首兩句，均以「女同志」直接代稱被告。再看香港01，其標題為「【保母虐兒】女同性情侶代友照顧4歲女 令女童失知覺兼下體傷」，在導言亦以「女同性伴侶」指稱兩保母。

我的問題是，為甚麼要在製圖、標題和導言強調兩被告為「同志情侶」？

有論者可能會說，問出這般問題是因為同志過於敏感，是「自己歧視自己」，或「講下都唔得、玻璃心、道德撚」，而後可能上升至「同志霸／特權」；或是同志自己「身有屎」才怕被點出來。有人也會從新聞理論的角度，認為媒體點出「同志情侶」是正確資訊，令讀者可以更易掌握事件的細節和情況，在情在理均無錯誤。

我首先回應新聞理論的論點，後再回應「同志敏感」論。

站在新聞報導的角度，我同意媒體報導兩被告為同志情侶的細節並無不妥，因為這是真實的資料，而其情侶身份亦有助解釋為甚麼是這兩人虐待女童；但是如何處理這項資料卻是關鍵。我的疑問是：真的有必要在製圖、標題和導言多番強調其同志情侶的身份嗎？難道就沒有其他的呈現方式？其實不然。且看其他媒體。明報的標題是「4歲女童遭母親友人鐵夾夾鼻粗口辱罵」，在導言都沒有強調「同志情侶」，只是在描述被告背景時一句帶過；即便是東方日報，也是以「4歲女童遭虐待兩被告認罪　「打佢同用火機辣佢」」報導，同樣只在簡述案情時稍提其同志情侶的狀況。讀完幾篇報導後，我認為明報和東方日報的報導在資訊上相對強調「同志情侶」的蘋果日報和香港01，並無任何不足之處。

那麼，為什麼媒體要強調「同志情侶」？我看了看各篇報導所引起的反應度，觀察點分別是原文網站和面書推文兩處。原文網站中，以香港01的讚好數目最高，超過9000；其次是蘋果日報，超過6000；再者是東方，近4000，最少的是明報，只有200。面書推文上，超過200萬follower的蘋果有4.8k reactions；有58萬follower的香港01有4.6k；42萬follower的東方有2.2k；而36萬follower的明報即時新聞只有132個reactions （對不起這不是要令明報難堪）。基於這些數字，可見那些強調「同志情侶」的報導，能吸引更多的讀者及反應。我相信這些媒體的編輯和記者，也知道哪些題、哪些字，更能吸引眼球。

有論者可能會說，沒有必要強調同志身份，但提也不能提，同志也太敏感/玻璃心／霸道吧？對於「同志敏感」論，我以扣連的兩點回應，第一是差異對待，第二是並置問題。差異對待的問題是，為什麼在同類/相近性質的罪案中，被告的異性戀性取向就不需要被點出來？例如，媒體不會說「異性戀父母虐待親兒」，或「異性戀獸父強姦親女」；有人可能說，因為父母已表明其異性戀身份，沒必要再加「異性戀」在前；但正是這種「不呈現」和「不必要被呈現」，反映了異性戀是一種default，被主流默認為正常的、基本的性取向；這也令異性戀作為一種已制度化的性取向，不需要因著個別人士的失德而跟罪行並置，及被逼面對針對性向的正當性的挑戰和質疑，即是，「異性戀虐兒是個別異性戀的錯，與異性戀性向無關」。如果我們都認為罪行和性向未必有實證關係，同理，同性性向也沒必要被點出，甚至強調。

第二點，把罪行和同志身份並置有甚麼問題？不必要的並置，如果是涉及小眾，就很可能出現再製污名和偏見的問題，即使報導沒有提出「同志伴侶更常虐兒/沒能力好好養育小孩」的論點，但把小眾性取向跟虐兒並置，就客觀效果而言，是提議（suggest）了一種相關性（correlation）（就像我在上文把「強調同志身份」和Hit rate並置，也是在suggest媒體的hidden agenda），讀者很快可以隨手拈來許多在輿論中廣為流傳卻是未經實證的說法或偏見，來充填、連結兩者，並建立因果關係以對事件作出解釋、推論和演繹，而這些說法不難在留言看到，例如「交由不正常的人照顧就有這結果」、「兩個女人生不出小孩當然不懂照顧」之類，也有更難聽的。作為媒體和新聞工作者，我們無法控制讀者的想法和反應，但是我們能夠把可預測的、對弱勢和小眾的輿論壓力和壞影響，從字裡行間減到最低。畢竟再製偏見只需幾隻字，消除偏見卻要幾代人。

有朋友說，傳媒就係咁架啦。我不認為就係咁架啦，我選擇對媒體永遠保有期望。

最後，看到一些支持同志平權的網民吐糟說，同志爭取平權的長久努力，都被這兩人破壞了。我覺得當一個小眾或弱勢已是一件不易的事，如果更要因此負上「當好人」的包袱，也是種苛索。關鍵是，掌有話語權的人或機構，是否有足夠的敏銳、智慧和承擔，去公道地呈現小眾。

附上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 對報導性小眾群體的指引

各篇報導：
蘋果日報：拳打捏陰火機灼虐4歲女童致昏迷 女同志情侶保母認虐兒
香港01：【保母虐兒】女同性情侶代友照顧4歲女 令女童失知覺兼下體傷
明報：4歲女童遭母親友人鐵夾夾鼻粗口辱罵
東方日報：4歲女童遭虐待兩被告認罪　「打佢同用火機辣佢」

（獨媒特約報導）綠色和平成員今早變裝聖誕老人、馴鹿及聖誕樹，帶同集合逾11,000名市民的願望卡及塑膠餐具禮物包，走訪大快活、大家樂及美心MX港九各區22間分店，要求快餐店推行自攜外賣餐具即減三元，以實際折扣推動外賣「走塑」。

綠色和平5名成員裝扮成聖誕老人、馴鹿及聖誕樹到達中環皇后大道中的大快活及大家樂「報膠音」，促請快餐店回應自攜餐具減價3元的訴求，以及即場邀請店內顧客寫下「走塑」願望卡，並將外賣餐具製成聖誕禮物退還予快餐店。

大快活經理樂意接受綠色和平的「走塑」聖誕卡及退還餐具，並與成員合照。惟大家樂一方見狀即驅趕組織成員及記者，亦不願意接收聖誕卡及退還餐具，多次表示「我哋唔接受採訪，請你哋離開」。正於餐廳食客則不時對成員揮手示好及拍照。綠色和平表示，將會全日走訪22間快餐店分店。

綠色和平項目主任陳可淳

綠色和平項目主任陳可淳稱，行動是希望要求快餐店回應市民訴求。她指，綠色和平在11月下旬曾進行街頭訪問，訪問近12,000名快餐店顧客有關「走塑」的企業責任及回贈折扣。當中逾9成的受訪者均同意三大快餐店應更積極鼓勵「走塑」，並提供1至3元的「走塑」折扣。陳又表示，一個外賣套餐平均用膠7至14件，成本約為＄2.8，因此3元的回贈折扣已做到「慳錢又慳膠」的雙贏局面。

三間快餐店於11月曾公佈外賣「走塑」計劃，顧客如自備餐具可以得到印花，在同一品牌的餐店儲滿6個印花可免費換領一杯熱飲，或換領一套由政府印製的可重用餐具。陳可淳認為，「走塑」計劃由政府主導，快餐店只是參與者的被動角色，應負上更主動的「走塑」責任。她續指，政府的「走塑」計劃間接及被動，效用成疑，強調自攜外賣餐具即減3元的誘因更大，成效更顯著。

記者：周頌謙

一眾示威者在突破青年村外獻唱多首聖詩，其中將《青年向上歌》改為《青年勸你向上歌》，寄語突破作出改善，要如歌詞中「莫負人家信任深」。

（獨媒特約報導）教育大學社會學系講師黎明、公開大學教育及語文學院助理教授容暉等7名女性，指在突破機構轄下的「突破匯動青年」遭到性騷擾。事件於今年10月底在傳媒曝光，黎明及容暉批評突破一直未有正式回應，她們今日（12月20日）到突破青年村「報佳音」及遞交1,251人聯署的公開信，要求與突破會面，及落實有效的防止性騷擾政策。

投訴逾年 突破拒認屬性騷擾

黎明去年11月在Facebook公開自己於2010年起7年間，在教會被多次性騷擾，包括言語、身體接觸及強吻，當時未有公開機構名稱。容暉亦表示於2016年任職突破匯動青年期間，被同一名男職員性騷擾。突破創辦人蔡元雲當時私下與黎明會面，承諾會對施害者作出正式處理。涉事職員於同年11月離職。

兩人指之後未有收到任何消息，至2018年6月，黎明接受BBC訪問時表示沒有收到機構的消息，突破就指兩人「亂講嘢」。容暉於是追問處理投訴的進度，突破卻指以為她們不再追究。容再循內部程序投訴，調查於今年9月完成，但突破只定性事件為「不恰當的男女界線問題」，而非性騷擾。

兩人認為與突破再沒溝通餘地，遂向傳媒公開事件，並於11月發起聯署。容暉指，突破於11月中回覆稱已有專責小組處理，因此不宜與當事人接觸，拒絕對話，更稱沒權定義性騷擾行為。她們今日向突破遞交聯署信，當中有四項訴求，包括設立完善反性騷擾機制、以性騷擾為容暉的投訴結案、施害者向受害人公開道歉、突破就錯誤處理事件公開道歉。

前排紅衣者為黎明，黑衣者為容暉。

黎明：突破枉為青少年福音機構

黎明認為突破作為青少年機構，立下很壞的榜樣，不符基本道義標準，「如果不是我們排除萬難站出來，我好想知道，如果是一個十多歲的青少年，他有沒有機會得到應得的公義？」黎明又指，基督教報佳音是要為被壓迫的人發聲，希望今日重拾此精神，「如果一個青少年福音機構，係咁樣看待受害者，視他們的尊嚴如無物，佢有咩資格話自己係一個青少年機構，做緊福音事工呢？」

容暉表示，行動並非針對單一施害者，事件是機構整體文化及政策缺陷的結果。突破匯動青年於今年1月推出「防止歧視及滋擾指引」，但容暉批評指引只有兩頁，連「性騷擾」三個字也沒有。她們希望突破能作出實質改變，落實有效的政策。

突破匯動青年行政經理葉淑儀及突破機構人才資源組經理羅慧玉接收聯署信，未有回應提問。

性騷擾屬民事 警方不受理

黎明指性騷擾屬民事範疇，警方不會處理，所以她們沒有報警；雖然其中一次發生在她身上的事件屬非禮，但不在香港境內發生，因此警方也不會受理。

容暉表示如要訴諸民事法庭，要考慮心理負擔、勝算、財力等因素，未必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容亦指，事件發生在職場，突破作為僱主有責任提供安全工作環境，盡一切努力防止性騷擾發生，「向佢討公道係好正路」。

立法會議員邵家臻指，事件反映的不只是突破的問題，希望非政府機構及教會都檢視自身的政策，加以完善。邵指據他了解，平機會正檢視突破新修訂的指引，並會於2月及3月會為突破提供訓練，他認為平機會的介入恰當，但仍要求突破盡快與受害者見面。

（左起）樹仁大學學生會臨時行政小組主席張晉榮、候任學生會評議會主席鄭家朗

（獨媒特約報導）樹仁大學學生會於12月7日收到學生事務處信件，指由於本屆學生會「缺莊」，校方將會收回學生會會室及民主牆，並要求學生會成員在明年1月1日前搬離會室。候任學生會評議會主席鄭家朗指，雖然學生會未能選出幹事會，但根據會章，職務會由評議會代理，會室仍會維持運作，批評校方借故打壓學生自治及言論自由。

樹仁大學學生會聯同9間院校學生會前日發表聲明，要求校方於12月27日前回應，確保學生會的場地及資源不受影響，以及承認其管理民主牆的權利，否則不排除將行動升級。

評議會：按會章代理學生會職務

學生會會室以租約形式租借予學生會，每年收取象徵式一元租金。樹仁大學在本月7日去信學生會，以「未能產生院校認可的新一屆幹事會」為由收回會室及民主牆。鄭家朗批評校方做法不公，縱然今年未有幹事會產生，但學生會以幹事會、評議會及編輯委員會三大架構組成，幹事會只是其中一個行政機關，未有幹事會產生不等於整個學生會從缺，而按照樹仁大學學生會會章，在幹事會出缺的情況下，來屆評議員應成立臨時行政小組代理幹事會職務，維持會室運作，並提供影印、文具售賣等服務。鄭指，在11月舉行的評議會選舉中，全校同學已選出6位評議員，具有認受性。

接獲校方通知後，學生會於12月12日與校方開會，但校方指「會章有漏洞」，未有清晰界定臨時行政小姐的組成方法及職權，故此不能以會章為依歸，又指學生會會室乃校方資源，學生會需順從學校的規矩行事。鄭家朗指，協理副校長（學生事務）葉秀燕更在會上稱「收會室係等啲同學知道無幹事會就無會室用嘅慘況，提醒同學要上莊。」鄭家朗斥校方無權插手學生自治的範圍，「無論會章有無缺陷都好，會章係由全民大會決定，唔係校方自己話點就點。而且校方係完全無同我哋討論過，只係通知我哋要收返會室。」

今次事件並非樹仁大學打壓學生的首例，在2016年學生會曾邀請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前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等出席論壇，探討和平理性非暴力與勇武抗爭的出路，校方以「宣揚暴力及違法行為」為由拒絕借出場地；宿生會自2017年起從缺，校方又以宿舍管理組取締了原有的宿生會。

現任學生會臨時行政小組主席張晉榮表示，他去年參選學術事務委員會本科生學生委員，需由一人提名、十人和議，他繳交提名後接獲學生事務處通知，指其中一名和議人的學生證號碼和學生姓名並不相符，認為張「沒有真誠看待是次選舉」，因而撤銷其參選資格。即使後來進行補選，學校亦不承認他的參選資格，張指有如被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其實都幾委屈，好似立法會啲選舉主任咁話我唔真誠，如果話我提名出錯，我絕對可以搵其他同學提名，但無呢個機會。」張晉榮認為學校有意排斥學生會成員進入高層會議，「可能係學校知我做過學生會，委員會今年又會處理sem break議題，唔想聽到咁多反對聲音。」

學運低潮 校方伺機整頓

近年學運低迷，多間院校的學生會幹事會均告出缺，學生會事務依賴前人扛著，同學意興闌珊，學校便伺機整頓學生會。曾在2016年擔任幹事會市場幹事的張晉榮，見證了學生會最蓬勃的年份，後來又在無人參選的窘境中，毅然擔任臨時行政小組主席，「2016年嗰陣，幹事會、評議會分別都有10幾人，唔會無人上（莊）。依家留喺學生會都係因為感情。」

鄭家朗形容，香港已踏入威權管治時代，公民對政治議題感到疲倦，無力感滲入生活之中，「我覺得做學生要承擔責任、發揮作用，令學生充權，咁可能依個正面影響會由校政帶到出返去社會。」

距離校方訂下的撤出限尚餘不足半個月，加上時值考試，校園裡人潮疏落。「學校得咁少人，好難集中宣傳同呼籲同學關心依件事，學校就係瞄準呢個時機，減低同學嘅反彈。」鄭家朗坦言，情況並不樂觀，「要視乎有幾多同學同公眾關心呢件事，多人關注件事先會樂觀。因為樹仁嘅收入好大部份來自收生，公眾關注好重要。」

記者：湯偉圓

日前運房局表示『位於東西走廊B區的月台層板位置，開鑿後....檢視3枝鋼筋螺絲帽均外露超過兩個扭紋，不符合...標準。』[1]，這是根據港鐵 (2018) 一份稱為《檢驗建議書》[2] 的抽驗初步結果。

檢驗建議書提出鑿開石屎檢查分為兩大目的：1. 核實記錄的可靠性；2. 評估手工。而目的2又分為東西走廊 EWL 及南北走廊 NSL。為第二目的而鑿開石屎的建議，在東西走廊的月台層（EWL）鑿開28處位置，共檢視最少84個螺絲帽（表1），區域包括Area Ａ, HKC, Area B, Area C。今次正是首處開鑿東西走廊（EWL）B區的月台層板位置，每處可檢驗3支鋼筋，而「首個開鑿位置外露的3個螺絲頭扭入螺絲帽的長度分別為29毫米、34毫米及34毫米」，據了解絞牙扭入螺絲帽的長度標準應該是40毫米。[1]

表1 東西走廊的月台層（EWL）鑿開28處位置，共檢視最少84個螺絲帽。來源：[2]

根據港鐵 (2018)《檢驗建議書》的表6.3，若在84支鋼筋中發現3支不及格，代表整體鋼筋的不及格比率達到9.0%。（表2）如果全部鋼筋螺絲帽數量為2.6萬個，即現時已初步發現大約有2340支鋼筋扭入螺絲帽不及格，情況令人憂慮。然而，檢驗建議書並未訂下須要採取補救行動的指標，我曾提出以10%作為界線，似乎現時已經非常接近這一界線，政府必須向公眾說明一旦超過一成不及格的補救方案。[3]

表2 檢查結果在統計學的含意。來源：[2]

處理辦法一般可分為加固或重建，但建議書並未清楚說明在甚麼情況下已不能加固，必須重建。由於連續牆與層板是車站的最主要結構部件之二，日後列車不停在層板上行走，兩部件所承托的負荷和震盪非常巨大，兩部件的加固辦法非常有限，亦難以令公眾安心。必須注意，抽樣檢驗結果推算整體情況不竟只是基於統計學，今次鑿開檢驗的樣板數量只佔總數的1%不到，所能得出的結果的可靠度非常有限，沒有鑿開的鋼板螺絲帽可能有更加嚴重和難以想像的造假情況，把84個樣本的結果去推算全部螺絲帽的情況和承托力有相當高的風險。

可惜，港鐵仍然認為這3支鋼筋沒有完全扭入螺絲帽不代表無效，含意是它們仍有低於設計的尚餘承托力，但沒有交代這是否及格[4]；然而沒有鑿開檢驗的鋼筋螺絲帽可能扭入得更少或甚至完全沒有扭入，實在難以根據樣本的不及格程度來推算其餘的鋼筋螺絲帽即使不及格的尚餘承托力。事實上，港鐵 (2018) 的檢驗建議書也沒有提出計算剩餘承托力的驗收標準，相反建議書只以及格與不及格（failure）來區分，這是建議書的抽樣檢驗所根據的統計方法，否則可能需要100%鑿開檢驗。

尤記得發生在2000年的短樁案，房署在勘察沙田愉翠苑後證實兩幢樓宇嚴重短樁；其後廉署拘捕8名涉案人士，政府最終決定為挽回公眾對工程的信心，決定拆卸兩幢樓宇重建！[5] 今次沙中線紅磡站不但令公眾對沙中線工程失去信心，連政府都對港鐵管理層失去信心，就港鐵報告造假事件報警，及迫令港鐵四名高層辭職！[6]

事實上，除了沙中線紅磡站有發現造假問題外，土瓜灣站和灣仔會展站亦同樣發現沉降問題，而且承建商也有重疊，相信兩站有更多工程品質問題，一點也不出奇。隨著紅磡站證實有工程品質和管理問題，政府必須擴大檢驗範圍至其他各站，以確保公眾安全，挽回公眾信心。

參考：
[1] 香港01 (2018)【沙中線】驗3枝鋼筋均不達標，12月20日
[2] 立法會 (2018) 港鐵 2018：Shatin to Central Link - A Holistic Proposal for Verification & Assurance of As-constructed Conditions and Workmanship Quality of the Hung Hom Station Extension (East West Line Platform Slab, North South Line Platform Slab and the Connecting Diaphragm Walls) Rev. B，沙田至中環線工程的最新進展，CB(4)292/18-19(01)
[3] 姚松炎 (2018) 沙中線紅磡站鑿開石屎檢查的港鐵建議，12月7日
[4] 橙新聞 (2018) 【沙中線風波】政府證螺絲帽不合標準　港鐵:未發現鋼筋被剪短，12月20日
[5] 蘋果新聞 (2017) 政府大型工程屢爆貪污 愉翠苑短樁案最轟動，5月20日
[6] 香港01 (2018)【沙中線】馬時亨爆林鄭下令炒四高層：政府唔能夠容許不準確報告，12月12日

（獨媒特約報導）職工盟屬下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早前就本地的大連鎖快餐店待遇進行調查，發現麥當勞時薪低絕全港大型連鎖快餐店。工會今早到位於金鐘海富中心的麥當勞抗議，批評麥當勞年年賺大錢，但卻剝削嚴重工人，要求支付員工合理生活工資，將時薪提升至54.7元。

職工盟屬下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在今年5月至10月期間，針對本地七間連鎖快餐店員工時薪進行調查，發現大家樂為43元，大快活的時薪42元，吉野家為40元，美心是40元，必勝客則是$42至$45元，當中以麥當勞的$36至38元為最低。

中大社工系副教授黃洪及樂施會本月發表《香港生活工資研究報告》，分析指按物價指數調整後的一人家庭的每月基本開支為10,494元至11,548元，三人在職家庭則介乎19,678元至21,127元，如每月工作26日及每日8小時，生活工資的時薪應為54.7元。工會批評麥當勞的38元時薪難以滿足家庭的基本生活開支，呼籲公司立即向員工支付54.7元的生活工資。

他們高叫「工友養唔到家，還我勞動成果」、「麥記年年賺，工資不肯加」和「低薪點養家，支付生活工資」的口號。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組織幹事何鴻興及陳子傑扮成漢堡神偷和麥當勞叔叔，欲進入店內訪問食客和派發傳單，但遭麥當勞經理多次阻撓，稱要通過企業傳訊部通才能做訪問，更搶走工會所派發的傳單。陳子傑呼籲貴為快餐店龍頭大哥的麥當勞，立刻支持生活工資，讓工人生活有更多保障。

職工盟的調查又發現，麥當勞的時薪兼職大多數為婦女，有員工更稱樓面的六個崗位中只有二人為全職，四人為時薪兼職。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指快餐店連鎖員工的工資低得可憐，生活工資能給予勞工更多保障。他批評麥當勞提出在下星期起「走飲管」和推廣環保的概念十分虛偽，所謂的社會責任已淪為公關手段，「咁走剝削，走貧窮呢？」

他表示，落實生活工資能反映大企業的社會責任和良心，「生活工資正好是係測試，是否願意盡社會責任，給予尊嚴予員工。」蒙兆達承認，本地勞工對生活工資沒有太大概念，目前在香港不是太流行，但希望大財團能在年年賺錢下，認真反思社會責任。「唔好不得把口，要認真採納生活工資的概念。」

麥當勞拒絕派人接信，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轟麥當勞應該是「麥當邪」，多年至今仍是低薪中的最低薪快餐店，而漢堡神偷更是「工資神偷」。他斥勞工及福利局只就最低工資水平進行兩年一檢，未能追上生活水平，「麥當勞咁低薪，工人根本無法養家。」

李卓人

關注工資生活聯盟統籌幹事胡穗珊表示，推動生活工資運動是要令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指樂施會的報告是以劏房的租金作計算，所以即使提升至54.7元仍然是低得可憐。

蒙兆達、胡穗珊

記者：麥馬高

（獨媒特約報導）經民聯委託香港民意調查中心，就當局提出的「明日大嶼」填海計劃進行民意調查，指六成人贊成及非常贊成填海，不過問卷未有使用「明日大嶼」字眼，亦未有提及填海成本。

經民聯在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進行電話調查，訪問了885人，得出六成人贊成及非常贊成「明日大嶼」計劃。經民聯立法會議員盧偉國指，調查結果經過嚴格的加權，十分有代表性。立法會議員林健鋒表示報告是極有參考價值，呼籲當局盡快提交「明日大嶼」的研究撥款建議。

經民聯的民調共有四條問題，第一條詢問市民香港居住環境是否擠迫，第二條為房屋供應不足、居住環境差是否與土地供應有關，第三條則問「為咗增加土地，興建房屋，你贊唔贊成係維港以外既大嶼山東部填海，興建大型新市鎮，以解決私樓供應少，公屋輪候時間長的問題？」贊成的市民為53.8％，反對為43.7％。問卷第四條則會追問反對的市民如將填海規模由1,700公頃縮減至1,000公頃，又會否贊成此計劃。17％的受訪者改為贊成，統計將這17%換算成整體的7.3％再加上53.8％，「得出」60.1％受訪者支持大嶼山東部填海的結論。

對於問卷問題未有使用「明日大嶼」或「東大嶼都會」字眼，亦未有提及成本，盧偉國指如問卷詢問市民是否支持「明日大嶼」或會「政治化」，得出的結論或有偏頗，經民聯認為無須為字眼糾纏，今次是以「務實」的態度進行調查，又稱不應因「數字」而離開主題。林健鋒又指，經民聯認為如能降低防波堤高度，填海成本可以再減少。

林健鋒

經民聯同時建議發債，林健鋒認為有多個好處，包括不需一次過動用太多儲備，亦可令市民有「參與感」。盧偉國指填海成本約一億一公頃，而香港發展至今填海7,000公頃，填海得出的土地價值非常之高，認為歷史證明回本不成問題，而發債並不是因為政府「無錢」，而是要爭取市民支持。

盧偉國

對於會否支持收回粉嶺高球場，林健鋒稱在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發表報告前不會有正式回應，但指香港是金融中心，需平衡各方面因素。他又稱高球場的歷史、文化、環保及環境等背景，社會未必經詳細考慮。林健鋒及後又不斷就高球場護航，指粉嶺高球場是中國第一個高球會，每年舉辦逾萬場球賽。

經民聯就增加土地供應亦建議「棕綠同步」，將部份交通方便的郊野公園及棕土同步開發。經民聯又促加快重建老舊的公共屋邨，用盡地積比甚至將地積比加大，並建議放寬舊區地積比率，包括九龍城、九龍塘及啟德等。

記者：麥馬高

（獨媒特約報導）律政司在上星期三以證據不足為由，不就前行政長官梁振英UGL案提出檢控，作決定前亦未按慣例外聘大律師提供意見，司長鄭若驊亦未有公開解釋決定並休假至本月27日。

民主黨在12月14日至20日透過電話語音進行調查，發現六成五受訪者認為律政司「非常應該」及一成受訪者認為「應該」交代詳細結果和法律理據。五成八受訪者認為律政司決不檢控的決定是「非常偏頗」，一成六認為「偏頗」；有五成二的受訪者認為不檢控梁振英的決定「非常影響」對香港廉潔和法治的信心，兩成受該者認為「影響」。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形容結果是壓到性，指今次結果呈現倒三角，「非常影響」佔大多數已反映民意所向。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亦稱，今次是民主黨進行語音民意調查以來最一面倒的結果，指每條問題均有近七成人不滿律政司的做法，認為民意十分清晰。他斥從公眾的觀感反應，已可見香港法治的公信力已受損，呼籲律政司重新考慮將梁振英收受UGL 5千萬及串謀周浩鼎修改立法會會議記錄兩宗案件，交予外聘大律師尋求法律意見、和公開交代詳細結果。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休假至下星期四，亦未有刊登憲報安排署任，僅在傳媒查詢下才透露。尹兆堅斥鄭若驊逃避傳媒及議員的監察，質疑對方是心虛，採用「拖」字訣，「好似啲細路用石掟爛咗人間屋，就走咗去。」

尹兆堅、林卓廷

「天下為公」及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在星期日發起遊行，由中環遮打花園遊行到律政司辦公室，尹兆堅及林卓廷呼籲市民出席。林卓廷嘆港人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等核心價值都在倒退，但不能逆來順受，必須站出來抗爭，「當歪理變成真理，是很可怕的事情。」

林卓廷又認為，按律政司梁振英案的所謂法律理據，對遭重判的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和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非常不公，「根本全部都係收受利益。」被問到會否提出不信任動議，他重申鄭若驊自被揭發僭建，便已經不獲得公眾信任。

對於長州居民郭卓堅已就UGL案入稟司法覆核刑事檢控專員失職，司法程序會否影響政府解釋決定。林卓廷指政府往往以涉及法庭為由拒絕回應只是藉口，政府只需向公眾交代他們將向法庭提出的理據，「除非佢對立法會講一套，對法庭又講另一套啦！」

守護廉潔法治遊行

日期︰2018年12月23日（星期日）
集合時間︰下午2時正
集合地點︰中環遮打花園
主辦︰天下為公及民主派議員

記者：麥馬高

勞工處一級助理勞工事務主任林海沙及勞工事務主任（勞資關係）薛婷

（獨媒特約報導）沙田禾輋邨的清潔合約將於本月31日完結，外判公司民順清潔有限公司要求工人簽署調職通知書，以逃避遣散賠償。約30名清潔工人原定今早發動罷工，但「民順」突然表示願意與工人商討特惠金安排。在經過逾2小時的會議後清潔工人與「民順」終達成和解，並疑向工人下「封口令」，列席會議的勞工處會後被工會批評為「幫兇」，有包庇資方之嫌。

清潔工人職工會總幹事胡美蓮稱，民順清潔公司老闆今早7時已守候辦公室，表示將與工人會面，商討特惠金安排。清潔工人遂決定暫緩罷工，至9時半才停工開會。由於民順清潔公司強調不會與第三方傾談，因此清潔工人職工會、工黨主席郭永健與約30名清潔工人先於9時半開會。至近11時，清潔工人、勞工處及「民順」代表才再開會，討論賠償方案。會議室曾傳出一把男聲喊：「一陣出到去，唔好理佢哋（記者及工會），得唔得？」、「唔簽唔走得」。

民順今早表示會與清潔工舉行會議後，清潔工先行復工

經過2小時的會面後，民順清潔公司代表許先生步出會議室，僅稱「公司一直同工人進行雙向溝通，會議達成令人滿意嘅方案。」所有清潔工離開時亦疑因「封口令」壓力，未有透露任何會議內容或補償安排。記者在會議室門外要求勞工處公開交代會面詳情及回應是否有包庇資方之嫌，但勞工處勞工事務主任（勞資關係）薛婷不願意回應，僅與工會私下交代，並重申稍後會透過新聞組回覆傳媒的疑問。期間，多達五名保安在會議室外把守。

民順代表許先生

清潔工人職工會幹事梁芷茵稱，基於保密協議，勞工處不肯透露賠償方案，只表示「民順」與工人交談愉快。總幹事胡美蓮則稱勞工處是「幫兇」，指保密協議默許清潔公司向員工下封口令，增添工人心理壓力，「唔係有咩唔見得光，點解怕俾人知？」她又指原定協議是工會與清潔工在最終定案前會再開會一次，但勞工處卻未有安排，批評勞工處在程序上不尊重工會。

胡美蓮

過去一年，長沙灣、觀塘、順天、大圍等地區均曾爆發清潔工罷工潮。其中長沙灣海麗邨歷時十日的清潔工潮亦與「民順」有關，手法更是如出一轍，藉誘騙清潔工人簽署自願離職信，以逃避遣散費。工黨主席郭永健表示，在沒有集體談判權的情況下，工人往往容易受到剝削及忽略，工會亦不能代表工人從當談判角色。如政府不正視問題，勞資糾紛只會更常發生。

記者：周頌謙

好久沒看過像《夢女芭蕾》（Girl）一樣細緻幽微的電影，相當喜歡。

《夢女》對我而言最好的一點，在於雖然都有「議題」的背景，但電影敘事沒有被針砭議題的衝動蓋過，用鏡頭實在的令我們感受到Lara這個角色所承受的喜怒哀樂，而不是以角色作工具，把創作者的道理教誨借他們之口說出來。影片敘事聚焦在變性少年Lara的成長，關注點也清楚不模糊。影片呈現的「人」相當立體，沒有落入各種刻板俗套：Lara的掙扎不見得每個變性者都會有，但「變性」給這個年青靈魂帶來的焦慮正是電影戲劇的展開點。

之所以說《夢女》「細緻幽微」，除了敘事聚焦在主角Lara，更在創作者的調度與細節安排，讓我們在觀影過程中漸漸投入在Lara的視點，與她同喜同悲，經歷一個多小時的悲歡。圍繞她成長而展開的敘事安排，雖然有外國性別研究者對相關細節提出異議，但單看電影的人物發展，在這樣的安排下是具有說服力的。

先是場面調度對角色狀態變化的呈現。在Lara與芭蕾學院同學的相處的場次中我們看到，這群同學平日似乎相當友善、包容，但當Lara希望進入這些少女的圈子就困難重重。先是畫面在不同場次，反覆呈現同學們青春女體的形態，反拍Lara未曾完全成形、半男半女的身體，反覆的彰顯Lara與這些女生的不同。到「霸凌」的一場，少年人自以為無傷大雅的玩笑與Lara深受傷害的對比，從畫面氣氛、對話剪接到對Lara的特寫，流露了少年人不自覺的惡意、並因主觀視點而與Lara站在同一陣線，彷彿我們都受到了傷害。

電影對細節的捕捉也可稱妙筆。開場之後，Lara的「身體」就引人注目：女性化的外表與被短褲掩藏、但明顯隆起的陽具，正正昭示了全片最大的張力就在Lara的身體引發。「膠布」在Lara作為芭蕾舞者時除了如其他舞者一樣緊綑腳踝之外，也是用以包緊陽具、隱藏男性性徵的工具——影片前段習以為常，到後面才知道原來這是不被建議的做法。再看Lara因而產生的紅腫痕癢（這樣的特寫，會是獵奇嗎？），就更加明白Lara的性格與角色發展下來的急躁焦慮，一一驅使了她做出電影中的每一個決定：要說這「歪曲變性者處境」的話，似乎是言重了，這由始至終都是Lara的性格與抉擇，在變性的過程中因而面對的個人困境。

Lara的故事固然不能代表所有跨性別人，但她的故事又必須在她的跨性別身份之上展開。她的「戰場」更多是面對自己、與變性「進行中」的自己與外在世界的互動，更多於具象的壓迫——Lara生在一個非常開放的家庭，其父之溫柔超乎想像；面對手術她也能得到專業意見。生在這樣一個環境，Lara最終的焦躁憤怒更多是因為身體變化趕不上青少年生活的急劇改變（「霸凌」、舞蹈成績與受挫折的情慾）而來。所以說，「身體」而非其他，是《夢女》的最大戲劇推動力。

回想起不少觀看過、嘗試進入性小眾議題的電影，以對家庭不理解與社會敵意的抗爭作為主線的相當多。《夢女》因為將故事張力與焦點都集中在Lara個人，將「控訴」味道淡化。配合主創對細節、對Lara狀態掌握的準確，電影於是相當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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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銘叫楊樞給他身份證和回鄉證那一場，很痛。那是經年相處累積對親人的理解，以及現實條件的不許可，互相拉扯的心痛。愈親近，愈了解，愈為那些外部的壓逼而難過。

導演本身經歷轉化為創作，與其說言志，不如說電影內外悲喜交集的映照，令觀眾愈了解導演真實遭遇，愈為電影中母女短暫重逢而泫然。那個袋子繡著「09｣、「雲之南」，每有鏡頭拍到我便可惜，是甚麼令楊樞堅決地，持續地用這個袋子？那是遺物，記憶、體溫、天氣放晴或陰翳，他人在場或缺席，恐怕所有她在中國的物事，有形與否，都傾注於那袋子內。她拍殺人者楊佳母親的導演，被拒於國門，其母似乎走上與楊佳母親一樣的軌跡。導演從為人子女到為人父母，曾經拍下這麼一部作品，心情想必非常複雜。片末兩名母親得以在空中「遇見」，也許是說國界終將會消弭，在天上。

中國式親人是怎樣一回事？楊樞的夢和我聽過的一件事大抵相似。當兵的少年直到父親將近去世，才知道他得重病，鄉里捎來消息，而老父原是不想兒子知道，他拒絕病塌前再見兒子，怕他分了神，怕他從軍營逃出來。他知道兒子從軍可以改善貧農一家的生活，而他如願見不到兒子踏單車越過阡陌，趕回家的神情。那當兵的男人，是我父親，許久後他來到更南方的城市生活，而祖父生活過的南方，我很陌生。

雲之南，國境之南，南方孩子的命運大抵相似。母親和她說，只有拒絕，才是深深愛護她的方式，於是，孫兒以為自己玩一個裝作不認識外祖母的遊戲（怎不能想起Life is Beautiful這電影），兩部車一大一小，趨前或減速，一家人的旅行建基於「不能相認」這個條件之上，他們之間永遠隔著人或物，輕薄如車窗，厚重如房門。鏡頭也貫徹一種距離，明明書寫自身，而音樂僅用上結他，運鏡鮮見Zoom In到人物表情，人活在景觀之中。如此瞭然於心，又如此保持距離，彷彿只是輕揉經年積累的傷痕，不張揚外顯，卻矚目神傷。

那旅遊巴和的士在公路構築的獨特時空，照見流亡香港的導演，及留守中國的母親，兩人得以開展人文價值觀對話。母女的私密情感，國族的歷史變遷，活於一場又一場政治運動或風波中的個體，種種體會於一場旅行交融。這有如逃逸路線，使兩人從最短暫的遇合獲得自由，也可以說是巧借公路電影格局，沉澱一些國族思考。對白中輕輕抖出，母女兩人經歷過的多麼相似，而兩人的態度不盡相同，亦必須不同；儘管只提及一兩個年份，但人隨政策遠離故鄉，因運動遭受打擊，身陷囹圄，政治離不開生活，生活中種種選擇原是政治一種，連選擇斷絕關係也是。

很難定義是這是港產片還是華語片，因為這是華人共同面對的大格局——流亡、放逐、永遠的異鄉人。南方南方，香港有如雜種，只願她一直「甚麼都不是」，以及「甚麼都可以是」。

「但我堅信不移
南方，是特經許諾的
值得我全部的愛
全部的苦楚

我將在流動的河水上
鏤下我的話語。」

羅智成《離騷》

【草根行動媒動體】

國營企業加拿大郵政（Canada Post）是該國最主要的郵政公司，聘有員工合共約6萬多人，在eBay、Amazon等購物也會經由加拿大郵政送貨。

近幾年網上購物大行其道，員工工作量日增，但他們獲得的待遇和保障卻沒有相應上升。工傷、超時工作、薪酬不平等之類的問題引起員工強烈不滿。

上年起，加拿大郵政工會（Canadian Union of Postal Workers, CUPW）與加拿大郵政進行了長達11個月的談判，最後仍未能達成協議。工會最後決定在10月22起在加拿大各城市發動輪流罷工，迫使資方讓步。

工人的訴求是什麼？

CUPW代表員工提出了多項訴求，以下僅略述當中最主要的兩個，如欲了解更多其他的可到CUPW網站查看[1]：

一、要求城鄉及男女工資平等

公司聘有兩批員工，負責城市郵務的叫Urban Postal Operations（UPO），負責鄉郊、農村地方的則是Rural & Suburban Mail Carrier（RSMC）。前者是按時薪來計算工資，後者則是以送貨路程來計算。平均來說，RSMC工人的薪金比UPO低25%。

同時，大部份UPO員工皆為男性，而RSMC則有2/3是女性。因此，這不只是城鄉差異，更是性別不平等的問題。

在罷工前幾個月的談判中，政府委派的仲裁者裁定上述差異並不合理，要求加拿大郵政改善問題。惟資方只拋出增加RSMC薪金的方案，工會認為並不足夠，要求以時薪計算工資，保證最低限度的工作時數，及獲保障職業穩定。

二、妥善處理工傷，減少工時

員工經常要搬運包裹，容易在工作時受傷。過去兩年，郵差、送貨員的工傷率增加43%，而且比其他各聯邦部門高4倍（包括採礦、路面運輸、海岸的工作），是最容易受傷的職業。2015年，每100個員工就有7.21個曾因工受傷。

面對這一狀況，資方卻不見得顧全員工健康。更惡劣的是，在工傷頭5天的缺勤不會獲發薪金－－除非你入院了。有工會成員說道：「如果你受傷了，你最好真的傷得很重，要是你沒住醫院，你這一週休假不會獲得補償。」

工會提出，除了要有合理賠償方案外，更要求公司將工作時數降至每日最多8小時，一星期40小時，以免員工因長期過勞增加受傷風險。

罷工威力不容小覤，惟未能迫使資方讓步

在歷近11個月的談判破裂後，工會通過投票，多於9成成員支持，發動輪流罷工。10月22日下午起，他們輪流在多個城市展開為期24小時的罷工。面對罷工浪潮，公司曾在11月中提出加薪2%方案，並提供簽約獎金。工會指公司雖然有展示出誠意，但方案未有處理他們最關注的問題，例如按時薪計算工資、工作保障等。工會亦隨即發起更大規模罷工，罷工浪潮席捲更多其他城市。

這一波罷工導致加拿大郵政服務幾近癱瘓，已累積了超過150萬份郵件和100萬個包裹沒有寄出，全國關閉150個社區的郵遞服務。在以此強迫資方讓步的同時，工會亦承諾會繼續送遞各種社會援助的支票，免得讓低下階層受苦。

不過，加拿大勞工部長Patty Hajdu就向傳媒宣稱，自己有一位叫Jack的朋友，因罷工而未能及時得到傷殘津貼，無法支付房租，被趕出屋。工會斥責這完全是揑造，亦有員工反映，公司管理層扣起了這些支票，不讓他們送出，藉此讓大眾對罷工反感。

惡法迫復工，工會誓言反抗到底

隨著工潮越演越烈，政府最終決定以強硬姿態完結這場罷工。加拿大聯邦參議會在11月26日，以53票贊成、25票反對、4票棄權通過了強迫員工復工的C-89法案，要求所有員工於翌日復工。

政府將委派仲裁員協助雙方達成新工作協議，如工會繼續號令罷工，將被罰款最高每日10萬加元，工人若不復工則會被罰每日1000至5萬加元。

工會直斥法案違憲，侵犯工人罷工權利，但在無奈之下亦惟有呼籲成員先行復工，並會在日後開展另一波新的鬥爭。

不過，在剛過去的一週，來自社區、各勞工團體的支援者陸續展開行動。他們在加拿大郵政的設施外拉起了糾察線，阻止員工出外送遞郵件、包裹，行動相繼得到響應，在多個城市展開。可以肯定的是，工人雖然被惡法強迫復工了，但鬥爭仍未完結。而且，這一次，他們連結了更多的盟友共同反抗。

圖轉自：GAVIN YOUNG/ POSTMEDIA

[1] cupw

主要參考資料：
calgaryherald.com
chatelaine.com

如欲留意罷工最新發展，可參看CUPW網站

1）可能有好多朋友以為我好關心政治，但其實…..我真正的興趣是電影與文學，唯一的熱情是足球。政治參與從來只是實際需要，我有十分具體的生理需要，生活在一個重視邏輯、正視人類未來、正視環境污染的地方。

2）剛開始看足球的年代，小學就在10分鐘腳程的地方，零用只有每日象徵式1蚊，所以「入場」從來不是考慮之列。聽波或睇電視，是真正的「實質」球迷生活。第一次有深刻感覺的，是艾德烈治成為英格蘭足總盃決賽史上第一個射失12碼的球員。

3）到了中學，東方開心了一兩年就散班，我的反南華情緒冇著落了，於是一年兩場本地球賽的直播都懶得睇。然後九十年代中的利物浦雖然中興，但未竟全功——其實列納、科拿都係勁到喊，哥利摩亞和魯鐸克亦極好，反而麥馬拿文名大於實——，因為伊雲斯搵唔到一個真係好的防中。

同期簡東西和堅尼加盟曼聯， Class 92 七小福開始上位。從那幾年開始，足球便改變了我們理解它的方式。

利物浦贏，遠遠不夠曼聯輸波重要。原來，足球係與錦標無關，甚至與贏無關。而且，它的熱情召喚方式，必須和無數的 hurt 深深緊扣。

抱歉，我的中英文都不好，但 hurt 無論譯做「創傷」還是「傷害」，仍然遠遠不能表達那種 hurt 有幾 hurt。

至於過程，我無意再複述碧閪入球後的「唔志在」表情有幾閪。更唔會複述點解伯金會射失12碼，造就傑斯的垃圾「金球」，或 Carsten Jancker 中楣後我 physically 有幾 unwell。

4）千禧後，費格信有一年屎忽痕話退休的，結果利物浦「最後一場」贏撚左佢，我仲記得係梅菲入波，我地著白色作客。但好快佢就話唔退，佢老婆話唔想佢留係屋企。

咁即係點撚樣呀？結果十幾年後佢真係退休，兩循環曼聯贏曬。當中有條撚屌叫雲佩斯，阻住地球轉。

至於紅軍，賓帥離隊，馬斯查蘭奴和艾朗素也離開，然後仲有 Brendan Rodgers。城隊也來了不速之客哥迪奧拿，不再是百慕達人 Shaun Goater 和「烏龍王」理察鄧尼果隊了。

今時今日，眾所周知，我早就投降，成為半個曼迷。

當然，我鍾意果隊曼聯，係輸波的曼聯，不是贏波的曼聯。這一點，我承認，和 Eric Ko 或傳統曼迷，是有差異的。

5）睇波係好辛苦、好 demanding 的，一年我睇唔到幾場 full match。

睇波前的幾天，腎上腺素已全天候瘋狂分泌，頭暈暈。

今年「摩三季」，消秏超大，特別是紐卡素、般尼矛夫、愛華頓三場，明明三場都應該輸的，但聯隊最終全取9分，爭小小就係爭小小。

總之已超過 physical quota 了。現在蘇 B 回歸，戲碼才正式開始，但我已散曬。

6）Jonathan Wilson 寫了篇〈From defence to Alexis Sánchez, where did Mourinho go wrong?〉，中間有一個 comment 超有趣。

「ID9573071 」說︰「I think my fav moment of the Mourinho Man U saga was just last month when losing 3-1 to City and offering the excuse that he wasn’t able to bring Fellaini on as a super-sub (he had started with him). In other words, the outcome may have been different if he had two Fellainis!」

「ID9573071 」意在嘲諷 Daddy，但心底我是同意 Daddy 的。如果有兩個費蘭尼，一個正選，一個後備，曼聯今年應該係爭標組，不致於咁失運。

環繞費蘭尼的足球，就是世上最好的足球。

所以蘇 B 回家，帶給我的恐懼，不是曼聯復甦或後上爭標，這兩者我會欣然接受——畢竟「輸波皆因贏波起」，咪贏多兩場囉——而是蘇 B 可能會證明，摩帥的「鳩塞」、扮防反、死球絕殺，真的不再 work 了。

這才是最大的失落與不安。

7）不過我也只是 armchair fan，打這篇筆記，也只是為了 settle 自己的腎上腺素。

Win draw lose，撐聯隊。那天會重聚？conference till we die。蘇 B 加油。

蘇斯克查（Ole Solskjaer）絕對不是曼聯史上第一位以名宿身分出任球會領隊的人——在蘇斯克查之前不久有傑斯，還有1926年以球員兼任領隊的Lal Hilditch，以及畢樹比之後的Wilf McGuinness。但是，作為陪伴近代普羅曼聯球迷成長的偉大人物，願意在球隊危難之際回來執教，仍然是一件令球迷感恩的事。蘇斯克查作為教頭，他為球迷留下的印象恐怕止於帶領卡迪夫城降落英冠的球季（2013/14，想當年他在下半季接掌帥印，聯賽一直包尾），其餘的一隊執教生涯都在母會摩德（Molde）度過。對於Ole，不必對他有任何戰績上的盼待，反正曼聯基本上絕緣前四、這一個球季沒甚麼好爭的，能夠提振更衣室士氣、打出球迷期待的足球，足以令人心滿意足。不過仍有人會問，蘇斯克查的執教風格如何？

他是一個偏向進攻和大開大合的領隊，倒沒甚麼疑問（例如他帶領卡迪夫城與西布朗在護級大戰裏踢成4-4，令人印象深刻）。如果以那一隊卡迪夫城作為案例參考，可以得出以下數條結論：

一、偏向技術更甚於身體。想當年的卡迪夫城，防守中場用上身材矮小的梅度（Gary Medel，身高1米71），而仍在陣中的冰島中場根拿臣（Aron Gunnarsson），身高也只有1.81米，故此說蘇斯克查與中場選材偏向高大和對抗的摩連奴形成強烈的反差。另外，挪威中場Mats Daehli也是蘇斯克查的愛將（相信留意曼聯青訓的人都留意過他），但他徒有技術而欠缺身材，所以架不住中場。另一位獲得蘇斯克查重用的，是同樣出身於摩德、後來加入曼聯青訓的Magnus Eikrem（後來他重返摩德，成為球隊控制中場節奏的核心人物）；

二、前場進攻自由度大。水晶宮球王沙夏當時曾以借將身分效力半季，加上翼鋒Craig Noone，兩者都喜歡一對一單挑（當然成功次數慘不忍睹）；

三、後場慘不忍睹。當然卡迪夫城的後場實力不那麼突出——扼守中路的是Matthew Connolly和後來踢過利物浦的哥爾卡（Steven Caulker），加上兩閘的踢法偏向英式、重視出擊，防線組織暴露不少空間。但是，在死球攻勢裏哥爾卡的跳頂頗有斬穫（該季入了5球），不妨注意一下蘇斯克查在死球方面有沒有妙著。

四、重視新人。現在效力史雲斯的左閘Declan John，當時獲得蘇斯克查提升上了一隊，當時只有18歲。

至於摩德時代的蘇斯克查，大家可以讀一讀挪威人Jonas Giæver在〈衛報〉寫的文章。文章裏說，蘇斯克查在一位戰術選擇較彈性的教頭（His best results during the 2018 season came with the use of a 4-3-3/4-2-3-1 formation but he often opted for 4-4-2 during his first spell at the club and has also experimented with a 3-5-2），而且喜歡起用新人：Erling Braut Håland，Eirik Hestad及Fredrik Aursnes。值得一提的是，這位Erling Braut Håland的父親，正是前曼城球員Alf-Inge Håland，也就是被曼聯隊長堅尼踢斷腳的那位。

除了防守，蘇斯克查信賴技術型球員和提升進攻自由度這兩點，都是值得球員、球迷期待的。換言之，普巴再沒有藉口不去證明自己，而陣中其他小將像華舒福、安達斯彭利拿等也會迎來機會。看〈衛報〉Jamie Jackson的報道，曼聯高層是希望他可以重新團結球隊上下，並留住迪基亞、普巴和馬斯亞。再三強調多一遍，蘇斯克查不可能為大家帶來甚麼戰績，但他對鬱結了三季的曼聯更衣室實在很重要，因為球會失去比起任何策略更重要的東西——人心。

作為曼聯球迷應該高興的是，這半年來大家可以放下各種的期望枷鎖去享受足球。這種精神上的渡假，多少可慰藉壓抑五年的內心，未來是怎樣，現在就不要去煩心吧。能在奧脫福重唱一首chant，感覺很陶醉——

You are my Solskjaer,
My Ole Solskjaer,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ey,
Oh Alan Shearer,
Was fucking dearer,
So please don’t take,
My Solskjaer away

幾個月前，我在大陸一座三線城市的街頭小麵館聽見隔壁桌幾個男人高聲談話，都在抱怨政府強拆街頭店鋪招牌的事情。其中一個人還說：「這全是習近平的主意，不是吃飽了沒事幹嗎？管這種事做什麼？就是不想讓小老百姓過上舒服日子」。讓我吃驚的，還不是他這麼大膽，敢在公開場合批評「習大大」；畢竟習近平怎麼樣都還不可能擁有當年毛澤東的權威，官場之外的街頭巷尾，老百姓仍然可以「妄議中央」。這段議論最有意思的，是和幾年前相比，原來今天一般中國人對於中央政府的看法，已經產生了這麼大的轉變。還記得胡溫在位的時候，民間要是遇到什麼不開心的事情，而那些事又恰好和政府相關的話，最常見的表現就是痛罵地方政府胡作非為，然後嘆息「可惜溫總理不知道底下這些事」。

那時候，「政令不出中南海」幾乎是個民間常識；而透過高超的媒體工程和公關技巧，中央（尤其是溫家寶）的形象又似乎很不錯；於是很多百姓日常遇到政府為難，他們幾乎是本能地把矛頭投向地方衙門和個別政治派系，卻不會懷疑中央政府的遠見和善意，只是覺得中央「被蒙蔽」了。這個情況就像以前傳統戲曲的老戲碼，聖上英明，壞的全是地方狗官，百姓只能期待自己的心聲上達天聽，又或者不曉得哪天來了一個欽差大臣（當然最好是皇上自己微服出巡）。同樣地，那時候香港也有很多人認為中央最高層並不瞭解香港的實況，因為中間有人堵塞了信息傳達的通道，仿佛只要中央知道了香港真實的另一面，一切問題就會改善似的。

誇張點說，以前就算出了天大的事情，很多人仍然都不會怪罪中央政府最高領導；而現在只不過是地方上一點小事，受到影響的不滿群眾可能都會覺得這是習近平的責任。這種變化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呢？首先是宣傳，不久之前，中國各地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習近平的語錄和畫像，而各大新聞媒體和門戶網站也一定都會把習近平的消息放在最顯著的頭條，就是要讓你覺得他無處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管。再來則是他對國家機器的改造，透過另設小組凌駕原有的國務院部門，同時徹底收服軍隊，並且強化他對整個政黨的領導，於是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事實上做到了無所不管的地步。最後則是雷厲風行的反腐運動，從最高層一直打到地方上的毛細管，讓很多百姓覺得他真的什麼都能知道；而且只要是他想做的事，也還當真沒有做不到的（要不鎮上一個貪污官員怎麼會被揭發逮捕？他們不都？反腐是習大大領頭的運動嗎？）。

也就是說，在老百姓的心目當中，今天再也沒有「政令不出中南海」這回事了。不單是政令下達暢通無阻，地方信息往上傳遞的管道也一樣沒有阻礙。並且大家知道，和胡溫年代「胡溫」並稱的情況不同，習近平的地位和權威遠遠凌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等其他中央領導。他沒有政敵，因為江湖傳說中的「江系」在大家眼裏早已潰不成軍，再也沒有人能夠挑戰他了。更要緊的是他還領導一切，習近平幾乎對所有事情都有他的一套想法，從地方公共建築物的設計方案比賽和大學裏的文學研討會，大到整個國家的社會治理，我在什麼領域都能聽到相關的負責人公開說是習近平思想起到了關鍵作用，任何一個丁點大的成就和功勞，官員都會說那是習近平英明領導的成果。而我們最近看到，就連展開了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好像也都是習近平的功勞。

於是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萬一情況發生不妙的演變，哪怕是再細小的問題也好，你還能把責任推在誰的身上呢？是地方官員的不作為？是他們的腐敗？這不可能，因為聽說他們已經全部被管束成一支絕對忠誠、政治正確、紀律嚴明的隊伍。是黨內別有用心的人在搞亂？這更不可能，他們連議論中央政策都不行了，何況其他。是民間一些勢力在作怪？聳立了多少年的教堂可以被拆掉，成立了多少年的社團和民間智囊機構可以被關停，再加上人類史上前所未見的全方位監控，民間怎麼可能組織出任何足以挑戰中央的權威呢？是資本家陰謀復辟嗎？

這也不對，因為經過過去幾年的「國進民退」，以及金融市場波動之後的嚴厲追查和打擊，富賈有的跳樓，有的在獄中意外身亡，有的被越境追捕，現在稍微有點規模的民企應該早都貼貼服服，甚至準備把自己變成黨領導下的「準國企」。至於知識份子和媒體輿論，那就不用說了。知識份子要不是銷聲匿跡，歸隱山野書齋；就是轉型下海，讓自己遠離雷區。所有傳媒更是被收拾的一塌糊塗，過去的一大山頭「南方系」已成不留痕跡的往事，新興社交網絡上的自媒體則可在一夕間消失過萬。在意識形態領域當中，所有潛在的危險幾乎都已經被排除掉了。

大學圖書館裏的宗教書籍紛紛被下架，人文社會科學教師的教程要受到審查，上課的情況會被監視。出版界裏面流行「回頭看」，意思是八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的合法出版物要經過重新審查，按照今天的嚴格標準淘汰一批以前不覺得有問題，但原來不合乎當今主旋律的東西。從明年開始，甚至要從根處抓起，乾脆減少全國書號（據說多達一半），因為書籍出少了，問題也就自然少了。現在就連上訪也都變得很困難了，稍有規模的集體上訪往往可以在苗頭階段被扼殺，協助他們的團體和律師當然全都不會有好下場。

今天最高領導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他們幾乎消除掉了所有可能的挑戰力量，同時還要讓一般百姓感覺到這個現實；但問題是因此也失去了一切藉口。唯一剩下還能用的，應該就是所謂的「外國勢力」。就眼下局面來看，這個外國勢力還真的存在，並且逐漸加大。我們可以預測，未來一定會有更多把問題推到國際局勢和敵對勢力的說法出現（甚至是一些非常匪夷所思的說法）。然而，有些東西還真的不是那麼容易說成是外國人搞鬼，例如那天我在麵館裏面聽說的店鋪招牌被拆，這能說成是特朗普施壓的結果嗎？

去年這個時候，北京「切除低端人口」，在短短幾天之內，讓過百萬的人民無家可歸；同時又頒佈了「北京市牌匾標識設置管理規範」，乃全國新一輪街道整治的開端，結果弄得怨聲載道，民憤不已。後來事情搞得有點大，北京市委書記蔡奇才出來做了一些安撫工作。讓我覺得非常意外的，是這位「之江新軍」的幹將，外界公認是習近平最親信的要人之一，居然表示他所做的一切全是遵循習主席的意思。這豈不是推卸責任？引導大家把怒火往習近平身上招呼嗎？這就很難怪我在那座三線城市遇到的幾個人會認為他們遇到的麻煩是習近平所造成的了，恐怕他們的地方官員也會說自己幹的事是習近平思想領導的結果。

一個人怎麼可能全知全能，管得了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的所有大小事項？偏偏這就是今天很多人心目中所認知的現實。一個人既然領導一切，因此當然也要為一切負責，在局勢變得惡劣的時候，除了外國勢力，他就變成了剩下的那個答案，這就是今天習近平遇到的最大麻煩。而他底下整部國家機器中的官僚，既不會負責，也根本沒有負責的空間（或者是都能想辦法讓自己不用負責）。這裏面牽涉到的官僚邏輯，我們之後有機會再談。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

photo / Esther Vargas

「花蓮王」傅崐萁為蒐集輿情，由縣府釋出25個「縣政宣導平面素材資料庫蒐集建立」採購案，希望記者擔任縣長「體制外民間好友」，協助掌握輿情。每個標案從14萬到28萬不等，幾乎由花蓮在地記者得標，事情爆發後，多位記者火速「離職」。

政府利用記者蒐集輿情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威權時期，許多媒體內都設有「新聞黨部」，國民黨黨工進駐媒體，直接了解記者採訪消息，甚至指導、監控媒體運作，防止不利於政府的消息刊登，同時也蒐集民間反對聲音；如果黨工無法進駐，也會在媒體中安排「線人」，定期拜訪，了解「民情」。

現在，黨政軍當然無法直接干預，取得代之的卻是利用合法的「交易」操控媒體，此次花蓮爆發的醜聞，便是依據政府採購法令執行的業務。

事情爆發，輿論譁論，不少批評指責記者遭到收買、違反倫理、出賣靈魂。的確，新聞記者必須與政府保持一定距離，甚至是對立關係，怎麼可以承接標案，協助蒐集輿情？這樣作不僅有違道德，也再度重挫台灣媒體已經少有的公信力。

地方記者工作生態環境比起台北複雜且艱困，除了較大的城市，許多媒體派駐地方的記者大致只有2到3名，甚至無人駐守，大部分的電視台則是單機作業，採訪、寫稿、攝影、剪輯全都一人包辦。面對幅員廣大的地方新聞，地方記者通常得透過團隊合作才能完成每日龐大的工作量。

最常見的就是，媒體同業分工採訪，同一天若有多起新聞發生，各家媒體便會相互支援，分頭到不同的現場採訪後，再共享資訊或畫面，避免新聞獨漏。另一個需要合作對象則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會體貼地提供包括新聞稿、影音畫面等新聞資訊，甚至「代為採訪」，以滿足記者在工作的需求與焦慮，自然也就與記者建立起良好關係，也傳達了政府的資訊。

類似花蓮縣政府的作法在地方並不罕見，只是較少以記者個人名義承接業務，大部分是一般公司或專業機構先行承攬，再轉包給記者，有些記者本身就有這些機構或公司關係密切。而地方記者的薪資條件普遍比台北還差，工作量相對較大，如果想以此賺點外快，補貼生活，或者想和政府建立關係，就很容易放棄新聞倫理，與地方政府形成共生關係。

當然，仍有許多地方記者堅守記者本份，監督政府，但這樣記者有時就會遭到各樣的報復與排擠，地方政府自然不會協助採訪工作，甚至會要求記者上司將其調離現職，逼使記者就範。

不過，醜聞發生除了因為記者個人操守、地方記者的處境及其與地方政府的關係，更重要的因素恐怕是政府操控媒體及媒體機構上行下效的養成結果。

雖然採購法明定政府不能作置入性行銷，但魔鬼的交易仍然隨處可見。許多媒體紛紛成立整合行銷公司專接企業宣傳及政府標案，以避免道德的指責。政府機關也很清楚那些投標廠商和媒體的關係良好，甚至就是媒體集團投資的公司，這些條件自然就會評選時加分的優勢。

媒體偷天換日取得標案，實際執行的就是旗下的記者，在工作需求及內部壓力下，成了不少記者必要業務，甚至也有媒體要求地方記者除了採訪，還要跟地方政府「拉贊」，慢慢地，承攬政府業務也成了不少記者的日常。

不論是記者或是媒體本身都不該承接政府標案，畢竟拿人手短、吃人嘴軟，媒體不但成了政府的附庸，也傷害自己的公信，當媒體不再得到信任，不僅民主遭殃，觀眾也會遠離。只是，爆發這樣的醜聞，並不單是個別記者的問題，政府及媒體老闆是共犯，甚至就是禍源。

原文刊在作者 Medium

（獨媒特約報導）27歲的尤思聰在雨傘後認識劉小麗，其後加入「小麗民主教室」的工作，希望組織雨傘後覺醒了的香港人。2016年，在傘後首個立法會選舉中，劉小麗奪得了九龍西的其中一個議席。可是隨後被指就職宣誓違反「真誠莊重」原則，被政府取消議員資格。她的一席位於11月25日進行補選，原本打算參選重奪議席的劉小麗，卻再度因「自決」立場而再度被選舉主任DQ，失去參選的權利。她找來從政超過20年、工黨的李卓人作為「Plan B」，代替她出選，最後也逃不過落敗的命運。

尤思聰在選後一個月接受《獨媒》訪問，表示敗選後情緒失落了好幾個星期，但並不會因為今次失敗而覺得之前的努力全無意義，正如劉小麗曾說過的，民主的道路是由很多人成為炮灰後，化成微塵而鋪墊出來的。他認為今次補選吸引不到選民投票是源於民主派在傘後未有更新論述。威權時代來臨、DQ陰霾揮之不去，更新論述迫在眉睫，他將會著力思考三大課題：真普選、中港融合及23條立法。

阻止不了DQ 困局中打逆境波

2018年10月12日晚，剛報名參選立法會補選的劉小麗，與她的選舉團隊一同圍坐在辦公室裡，等待選舉主任宣布提名是有效，還是無效。到了晚上7時，他們還未收到消息，氣氛卻似乎比平日開會更加輕鬆，大夥兒還有講有笑。

27歲的尤思聰是團隊裡其中一名職員，他說：「即是好像等緊嗰件事發生，要來，我們都阻止不了。」當DQ的結果正式公布後，他們便寫聲明、籌備示威行動、計劃未來部署，商量了幾句便散會了。

10月12日晚，選舉主任正式通知劉小麗，其選舉提名無效

民主派落選一個月後，尤思聰向記者這樣說：「包括我自己，包括我自己團隊的同事和義工，包括民主派入面其他人，大家期待這場仗好耐，以為有得贏，點知被政府迫我們用一個一定會輸的局去打。最後真的輸了。那我們已經做盡所有可以做的事……這是我最近我心情。」

補選戰可以做的都做過 部份選後批評對李卓人不公道

劉小麗被褫奪參選資格後，找了參與工運超過30年、從政超過20年的工黨李卓人代替她參與這次補選。尤思聰指，當初找李卓人時，考慮到他是少數能夠團結到泛民主派的政治人物，至於將有可能降臨在他身上的批評，包括形象老舊、過往的政治包袱、「大中華」立場等，選舉團隊不是沒有想過，「只是當真的聽到時，也會覺得很難聽。」難聽在，部份選後對李卓人的批評，是沒有體諒到他是在如此劣勢下「捱義氣」上陣，對他不太公道。

大半年前，姚松炎代表民主派參選311補選。落選後，批評聲音紛至沓來，主要圍繞選舉策略少有照料基層社區、與民主派地區樁腳的連繫薄弱、宣傳橫額訊息不夠鮮明等等。尤思聰回顧這一次1125補選，表示可以做的，都已經做了：有義工團隊洗樓、早早開始準備宣傳印刷物、頻密地聯同各政黨地區樁腳落區。投票日前一天，他更招募了超過50名友好，分成10多隊小隊，到西九龍各區鋪天蓋地地貼告急海報。

11月24日投票日前夕，各方友好於不同地區貼上A0大小的告急海報

不過尤思聰卻想不到，這次補選李卓人所得的票數竟比311補選姚松炎所得的票數更少。這顯示了，在單議席單票制的選舉下，民主派的成敗並不是改變選舉策略或轉換參選政治人物就可以扭轉得到。

民主派需要回應的三大問題：真普選、中港融合、23條

在選舉過程中，尤思聰隱約聽到一些市民的聲音：「他們似乎不太相信泛民為了選舉而團結的形象。」這邊廂，各個民主派政黨一同為李卓人選舉造勢站台，展現「團結」形象。另一邊廂，某些泛民議員向林鄭的施政報告致謝動議投下「贊成」票；當一部分民主派基於環境、公共財政理由反對「明日大嶼」計劃時，另一部分民主派則表示這填海計劃「有得傾」。選民看在眼內，「團結」變成了空泛的口號，而不是體現在議會議政內，「給人感覺是為了選舉才團結在一起。」

此外，不少人批評民主派以「界票論」來攻擊馮檢基，製造了內鬥的負面形象，尤思聰卻反而認為自己的選舉團隊在過程中沒有明確地駁斥馮檢基的謬論，例如馮聲稱民主派一向有初選機制去決定最終人選，但事實不是這樣。

尤思聰認為，民主派在補選中失敗，絕對不是因為本土派或焦土派的緣故。中產選區投票率的明顯下降，當中可能是因為李卓人的勞工運動者形象得不到中產選民的支持，尤思聰認為更多的是民主派的論述吸引不到他們去投票。

他認為，未來民主派若果要留得住支持者，將要回應3個課題。首先，經歴過雨傘運動後，包含「公民提名」的「真普選」沒有著落，除了某些民主派偶然提出的「重啟政改」外，基本上沒有再就爭取普選這議題提出過新的論述。更甚者，對於從事地區工作的民主派來說，「雨傘」被視為「負資產」，使他們不敢就這運動表態，以免流失街坊支持。尤思聰認為民主派要思考，如何透過爭取「真普選」的立場去確立自己與建制派的根本分別呢？

其次，是回應「中港融合」的論述。政府於2008年提出興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早已顯示有意推動「中港融合」；近年亦宣傳並極力推動香港配合大灣區發展，以經濟利益籠絡香港人支持「中港融合」。尤思聰認為，民主派若果反對「中港融合」，便需要提出另類想像或其他可行的方案，也要向市民解釋融合會為香港帶來什麼長遠後果，否則，只提出反對「中港融合」的立場，在現今大灣區發展得如火如荼的形勢下，是不足以說服到市民。

最後，是《基本法》23條立法的問題。尤思聰指，經過政府和建制派最近一、兩年間的「反港獨」宣傳，社會對於23條立法的爭議聲似乎有減輕的跡象，建制派支持立法的立場，在不久將來甚至有可能成為有利於他們的武器。民主派亦需要回應這新形勢。

尤思聰未來要做的事，就是去思考這幾個課題。儘管補選失敗後，他心情低落了好幾個星期，不過，「我覺得長遠來說，我不會因為今次輸了便放棄，或者覺得我之前做的東西全無價值。」至於他個人未來的發展，則未有什麼計劃，說得輕描淡寫。

尤思聰指，李卓人有能力團結到民主派

在艱難時代堅持 甘願做炮灰

尤思聰大學時曾擔任中大學生會的幹事，其後又參與學聯，成為中央代表。他在朋友的眼中，是一個既抱有左翼思想，又沉醉於研究網上輿論世界的人。他目睹香港如此一個富裕的城市裡，竟存在著一群要露宿、靠賣紙皮維生、三餐不繼的人；又看到世界上其他國家同樣有不少人處於水深火熱中，「好難唔認為社會、政治、經濟制度需要深刻變革。」他自己稱不上是「馬克思主義者」，「但肯定追求平等、政治及經濟皆要民主化。」

其實，尤思聰並不是「小麗民主教室」初期的成員。他與劉小麗的相遇，是在雨傘運動之後的2015年才發生的。當時正值大專學界退聯的高峰期，他與一群左翼友好聚會，討論傳統社運人士需要有些論述上的更新，去提煉雨傘運動裡一些正面的能量和積極的元素出來，甚至發展成有別於傳統左翼的論述出來。尤思聰就是在這個聚會中認識到劉小麗。

此後，他加入了「小麗民主教室」的工作，願景就是要組織到一群在雨傘運動入面覺醒的人，「他們不放棄、他們什麼也願意嘗試做、他們願意去做別人之前未做過的新嘗試，在各方面嘗試延續到他們在雨傘入面的初衷，去改變社會。」他們正想找尋這些人。

2017年的「反DQ晚會」中，劉小麗：「歴史的道路是由無數的微塵去堆積而成。」

他仍牢記著劉小麗在2017年的「反DQ晚會」中，講過的一番說話：「很多人為民主努力，結果真的成了炮灰，但是歴史的道路是由無數的微塵去堆積而成，就是我們無私的努力，不斷的累積而成為歴史民主的道路而前行的。」

尤思聰說：「我們在這個難難的時代堅持下去，你沒有得問那件事是否有效才去做，那件事是你相信的，你就是透過不斷堅持去做，去給自己力量。」

「如果一定要你這一代人見到成果、見到結局才去做的話，那永遠都不會有第一個人、永遠都不會有人做第一個去做嘢。」

「甚至再實際些去講，香港咁多人見到問題，大陸的魔爪一步一步地入侵，你每做一件事去抵擋多一分，你都令到其他人有多一啖氣去抖，你都令到香港倒退的速度慢了少少。如果你這樣也不願意去做，那你講什麼你很想可以見到香港有成功有民主的一日？」

DQ年代 年青人參政不再安逸

政府「DQ牌」一出，首當其衝的是自決派和本土派，意味他們再也不能像過往般，利用議會的資源去培育政治人材；有志參與政治的年輕人，亦不能再透過擔任議員的助理，去將實踐政治抱負變為工作的一部分。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的助理，尤思聰則覺得，不應該用一種有「career path」的想像，去看待參與政治這回事。「因為現在香港這一個圈瓦解得那麽快，早幾年以為出到來可以投靠一些你喜歡的人物來做他們的助理，現在是他/她也自身難保。」

他認為，活在這個年代的人，若果有理念想去實踐的話，便不應再介意自己是否身在社運圈。即使在社運圈以外也好，「你覺得那件事對社會好的，你試下不要用那種好安逸地、慢慢、有得坐定便有人帶領你那種心態。嘗試自己想到一些東西來，實踐、去做。有這樣的自我期許的話，才能夠在這個年代捱到下去。」

記者︰黎彩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