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俊仁（支聯會主席）
根據歷史經驗，一個專制政權的結束，離不開下列三個途徑：
一、領導者自我改革，把權力開放，達至民主。
二、暴力革命把專政推翻。
三、民間社會和平抗爭，迫使執政者不斷改革，達至民主轉型。
由上而下的和平有序改革
由上而下的和平有序改革，需要的社會成本最低，而政治效益則最高。但事實上，專政者大都慣性擁抱特權，希望千秋萬世。當日「滿州黨」是這樣，今天的「中共黨」亦如是。「習核心」的反貪腐，亦只是為了挽救沉淪的黨，不是為了開放封閉的政權。以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共不斷收緊民間社會活動空間，打壓異見維權人士，使人感到他不會是「蔣經國式」的改革者，和開創民主憲政的開拓者。習近平治下中共未來的改革，目標要國家強大，但格局是國進社退，官富民窮；「被專政」的人民，若不反抗，只能期盼出現賢能的領袖，實行「仁慈的專政」。現代社會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絕不是專制政權所能包容的，故此人民在壓迫下的長期抗爭，將會引起社會不穩，並迫出暴力的動亂甚至革命。
暴力革命推翻專政
今天不少活躍人士對任何和平改革的可能性，都失去信心和耐性，並認為要「回到革命」。有觀察者認為中國內地社會所呈現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矛盾已到了臨界點。故若有重大事故如經濟大崩壞或內部鬥爭公開化，便可能觸發大規範的社會動亂，動搖政權的根本。事實上，不少領導人下一代以至高幹家屬大批移民海外，以及大額財產資金的不斷外流，都顯示管治危機。專制政權的本質是不穩定的因素，是缺乏足夠的政治合法性和制度的有效性，故要用赤裸裸的武力操控社會，壓制異己。但嚴重的政治社會矛盾，引發大型的衝突動亂，極大可能是另一次大模範的血腥鎮壓或屠殺。一般來說，民間力量實難以暴力推翻政府現代化武力裝備的專政。
但另一可能是社會動亂會引發領導內部的分裂。從而觸發武裝政變而推翻現政權。但誰能知道新生力量是屬於人民社會，或另一個獨裁者呢？誰可保證奪權者會引進政治民主、保障人民自由？非洲「茉莉花革命」的結果在多個非洲國家是一批獨裁者被另一批獨裁者取代。但革命如真的要來，無論結果怎樣，亦不是甚麼人可以攔得住的！
艱巨而持久的非暴力抗爭
上世紀末「民主第三波」的實現，在於民間不斷以和平理性的抗爭，成功迫使管治者妥協和改革，從而逐漸走向民主轉型。這種社會型態的抗爭是多樣化的：從異議者維權人士等的集會、遊行、示威、上訪以至互聯網上的連線、聯署、網上輿論的披露和批判，以至維權律師在法律制度內外的抗爭等，成為一股推動民主發展的力量。在和平抗爭的過程中，當然不斷有人付出自由、人權以至生命的代價，而換取社會以至領導者的覺醒。很多時候，改革是非常緩慢和局部的；但積累的改變到了一定程度，便不能逆轉，甚至迫至一個大轉型的臨界點。民間和平抗爭成功迫出「和平革命」的歷史經驗有菲律賓、南韓、台灣以至近日的緬甸。和平抗爭最重要目的是要促進社會條件成熟，民智開啟，形成文明的文化和社會共識。至此軍隊、警察都不敢輕易暴力鎮壓，專政者便知難而妥協。
這需要艱巨而持久的抗爭，更需要有理想、意志、勇氣和耐力的運動組織者。
總結
我們在此空間，為內地的民主運動，至少可發揮一定的支援作用。香港的民主進步力量，亦在可能的範圍內聲援內地的維權運動，包括互相傳達資訊，以至輿論的聲援都有積極的意義。全世界代表文明進步的民間力量，透過非政府組織團結起來，一起推動文化思想和價值意識的改變，顛覆世界上專制的政權，使民主、人權、自由、法治成為新一個全球化的正面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