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批評樹仁同學的說法「無知」是頗公允的。但我們不應給這些虛浮的情緒蒙蔽了理性。稍稍冷靜就記得，一棒打死錯誤，跡近毫無意義。
理性之一︰大專學生會同學這種中港心態上的冷淡，反映出來的中港之間的文化距離與心理距離的增長，不是個別例子，甚至不止於大部分青年。那種在絕望中無處可逃又四處流竄的陽剛情緒和思考短路，是一個風潮。
理性之二︰面對未夠耐性消化資料，未夠耐性聆聽，或拒絕消化語言的人，狠狠批評不但無濟於事，而且可能適得其反。道理當然要講，但更要找到講的方法。如果我們相信這個社會有不撕裂的可能，相信在本土派與非本土派之間，可以有真正交流，那種說服的心態，必須平等，說服的修辭，理應剛柔並濟，理應求同存異，理應以同理心為前提。
理性之三︰所謂同理心，即是說，如果易地而處，我們生長在一個中國不斷流失文化趣味與可讀性的時代，又未必有一手中國經驗，更無文化培養和氣氛（青年的古典文史哲興趣的陶鑄，與能力的培訓，是中國和香港徹底失去感通一事，最重要而又最無可挽回的一環。個人魯莽相信，中國大陸這方面也是全面失敗的。），他們目前的冷淡，其實可以理解。
理性之四︰雖然本土派的六四分析實在令人卻步乃至難受，但支聯會也的確不太值得捍衛。本土派青年提出的原因不妥當，然而部分結論距離事實不遠。支聯會和它的晚會，的確是目前保守與僵化政治的象徵。大部分情形下，支聯會都是把中國有意無意簡化為極權，而幾乎從來不鼓勵你認識真正的、動態的文化中國。晚會若令人覺得暮氣沉沉，也是公允的批評。
說到底︰今年關於六四的爭議，再一次反映出，如今政治的潛在死結，其實是個不折不扣的文化問題。
一個人要說話，就得了解自己的發言位置和發言成本，了解別人付出的努力，了解歷史事件的經過，了解不同光譜的學者論者的分析。這些了解的功課，是任何說話的責任，或至少，退一萬步而言，我們要有對我們想批評的事物的好奇心——
而這座城巿的族群仇恨語言，焦慮和絕望，正慢慢榨取了青年了解的耐性，輾碎了他們的好奇心。
因此，我們要反對的不是青年代表，不是中港區隔，更不是港獨思潮。而是讓人短視，讓人急攻近利，失去同理心的焦躁感。
我們要爭論的也不是悼念與否，或六四有甚麼意義，而是生者和死者能夠如何相處，香港人和中國人可以如何相處，人和人應該如何相處。
當然，怎樣也好，我是灰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