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cast
Channel: 獨立媒體
Viewing all 17440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

【港大禁制令】港大:無意與傳媒開戰 李柱銘:What else could it be?

$
0
0

圖:到庭旁聽的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

(獨媒特約報導)今日(11月6日)高院就港大就校委會會議內容之禁制令進行審訊,《蘋果日報》、港大校友關注組代表葉健源議員、港大政治及法律系二年級學生李熙信、香港記者協會,以及港大學苑總編劉以正等介入成立禁制令反對一方,港大獲法庭延長臨時禁制令,案件於11月24日再訊。

【港大禁制令】港大禁制令獲延續 已流出內容屬公眾領域豁免
【港大禁制令】英國資深大律師庭外高呼:支持學術自由

港大代表律師在庭上指,港大無意跟傳媒「撩交打」(it is not our side’s intention to enter a fight with the press)。辯方律師則指,港大於10月30日申請禁制令,其後只送達至校委會成員,並要求他們保密禁制令的內容(申請方後來補充,港大只是通知校委會成員,而非要控告他們)。港大在11月2日才公佈法律文件內容,而律師們在11月4日才收到相關法律文件。申請方律師更多番要求律師保密相關文件,包括港大教務長的誓章、網上可供閱讀的內部操守指引(Code of Practice)及其他已公開的文件。代表《蘋果日報》的資深大律師李柱銘回應指,禁制令的範圍極為廣闊,讓公眾(包括媒體)知道有禁制令卻不公佈有豁免,申請的程序又不合符正常做法,「豈會不是向傳媒開戰?」

續指禁制令希望保護的內容,早在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公佈校委會討論內容時流出公眾領域,商台所播出的錄音內容只是一個逐字紀錄。李柱銘又指教務長的誓章中,透露有關是否任命陳文敏的會議內容只花了一小時,因此禁制令的部份也只應禁制那一部份的內容。港大在修改禁制令內容時,卻要求保密所有校委會會議內容,甚至提出由2014年6月30日開始禁制。代表港大政法二年級生李熙信的潘熙資深大律師反駁,指港大的申請書第3段中申明,港大只希望禁制10月29日當天的內容,無證據表示港大或法庭應考慮是否禁制所有會議的內容。法官同意港大陳詞,禁制由14年6月開始的所有會議內容。

反對方:梁智鴻一人為何可以以港大之名申請禁制令?

反對方最主要的論點為港大提出申請禁制令的權力,李柱銘認為首先要處理的是誰有權力提出訴訟。他指他作為校友不認為港大可以以學校整體的名字提出禁制,「我不知道誰是真正的申請人,我就稱它為幕後主腦(the mastermind)。」梁家傑則指校委會主席梁智鴻曾公開表示,是他一人作出申請禁制令的決定,梁智鴻才是真正的申請者,而非港大。

梁家傑又指,梁智鴻選擇按內部指示,申明事態緊急,無法在下次校委會討論,因此由一人決定以港大整體的名義申請禁制令。代表劉以正的黃瑞紅大律師則引用案例指「若申請人的申請權力(authority)受到挑戰,讓申請行動繼續必然是錯誤的。這一點是必需立刻決定,而舉證責任是在申請一方。」反對方指一旦申請方無法證明申請人有權提出申請,法庭必須除去禁制令申請。

反對方:港大有意隱瞞

按禁制令的單方面聆訊法律要求,申請方必須向法官指出所有完整相關的事實(full and frank disclosure)。此責任是緣於臨時禁制令屬單方面申請,申請人有責任令法官了解事實的全部。梁家傑總結指港大在四大方面有所隱瞞。第一,校方沒有指出操守指引中有關主席授權的條文,令法官不知道他需要處理申請人的法律地位問題。第二申請人沒有指出操守指引中除了保密原則外,另有學校管理的七大原則,包括需公開透明及向大學負責。第三,申請人並沒有向法庭交代相關法律文件有需要保密的地方,以證明有需要令公眾不得知道禁制令的條文。由於禁制令主要依賴教務長的誓章,但誓章並無交代除保密之外,涉及公眾利益的處理原則。梁家傑以操守指引中的第一條,即「大學的職責是守護學術自由及學術自主,它應容讓多元意見……」指誓章完全沒有觸及大學應有的價值,構成不公。第四,申請人也沒有向法官解釋禁制令已經不再緊急,當兩段錄音已經發佈了以後,校委會已經不需要再向法庭提出申請,特別是商台已承諾不再發佈相關會議的資料。代表記協的譚俊傑大律師再補充指,新聞具有時效性,禁制令再延續多一天都會對新聞自由構成重大傷害。

法官最終因港大未有時間預備陳詞,拒絕即時撒回禁制令。在雙方同意收窄禁制令範圍後,最終把聆審押後至11月24日。

記者:方澍欣


【港大禁制令】英國御用大律師庭外高呼:支持學術自由

$
0
0

圖:(右)英國御用大律師Edward Fitzgerald QC(左)外國記者會代表Francis Moriarty

(獨媒特約報導)今日高院就港大禁制校委會會議內容之禁制令進行審訊,多方擬加入聆訊,審理法官為林雲浩法官一度質疑各申請人位置。

【港大禁制令】港大:無意與傳媒開戰 李柱銘:What else could it be?
【港大禁制令】禁令獲延續 已流出內容屬公眾領域豁免

港大校友、學生及傳媒共五方今日到庭,李柱銘資深大律師代表《蘋果日報》,梁家傑資深大律師代表港大校友關注組代表葉健源議員,譚俊傑大律師代表香港記者協會,黃瑞紅大律師則代表港大學苑總編劉以正,另一名擬加入聆訊的港大學生李熙信則正申請法援。港大一方則由Clifford Smith資深大律師及郝曉田大律師代表。

林官先就各申請人參與訴訟的權利(standing)提出疑問,要求眾人重新思考,並質疑由潘熙資深大律師及Anson Wong代表的港大政治及法律系學生李熙信,是否能以「港大成員」的身份介入,「否則就會有成千的學生來申請。」潘回應指若禁制令修改後能保障學生利益的話,會重新與學生商討。林官在審訊前申明他為港大法律專業課程畢業生,同時為港大榮譽教授 。他指此利益不足以構成利益衝突,庭上無人爭議。

雙方在中午休庭前一度爭辯 李柱銘多次激動陳詞

港大代表指,由於反對的眾多團體僅在昨晚或今早遞交文件,他們沒有時間預備及向法庭再遞交陳詞及證供。反方則指港大早在申請禁制令之時,就應交待港大作為申請者的合法性,以及指出全部事實。多名大律師重覆引用案例指,申請方有責任先向法庭論證,而非把責任交由反對一方挑戰。他們均指,若然申請方刻意避開討論申請的基本條件,實是誤導了法庭。

最終林官認為,由於雙方可作充份陳詞屬於公正審訊的基本條件,拒絕了反對方的陳詞,延續禁制令並押後聆訊。李柱銘大律師在討論其後正式審訊的安排,一度激動質問:「港大就算要事後確認(rectify)主席的決定也好,也不需要14天的時間去補交他們已有的文件。更何況申請方一開始就不應被批準申請,為什麼要再浪費(法庭的)時間及金錢?」當梁家傑再次發言希望指出法律觀點時,林官中斷其發言問:「(你們反對方的五位大律師)是否又要再輪流發言?」

反對方與法官就他們回應申請方文件時間同樣爭持不下,法官指反對方無需再作陳詞,只批準港大在正式聆訊前一兩天遞交文件。反對方則稱希望法庭最少給他們兩天去閱讀文件。李柱銘一再強調,「法官需要平衡雙方利益,公平原則要求我們雙方都有相同的待遇。法官建議的安排實質令反對一方不能再作補充陳詞,我們並沒有充份條件去協助法庭作公正的裁決。」多名律師都強調安排對反對方造成難處。法官最終提早了港大遞交文件的日期至11月20日,維持反對方需特別向法庭申請補交文件的決定。

傳媒議員到場支持港大 英國御用大律師:法律永遠偏向保護學術自由

英國御用大律師Edward Fitzgerald QC路經高院碰見港大學生時,稱非常支持港大的好人(the HKU good guys)。他指法律原則上永遠高舉學術自由(the law always leans on the side of academic freedom),又稱他支持港大人捍衛學術自由。外國記者會代表亦向在場人士派發聲明,稱他們全力支持記協加入審訊的決定。他們指事件已對傳媒造成嚴重寒蟬效應,而大家被禁止討論的正正涉及公眾利益,以及本城最受尊重、最歷史悠久的大學的運作。

在場人士包括記協主席岑倚蘭及埶委、何俊仁議員、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及外務副會長李峰琦,余若薇資深大律師下午亦有前來聽審。多間媒體亦於早上9時到場排隊,以免未能入場報導。審訊中止時常會見二十多名記者圍於大律師討論的忙碌場面。

記者:方澍欣

牧師劉志雄參選尖沙咀西挑戰民建聯 圖打破建制派壟斷

$
0
0

(獨媒特約報導)油尖旺區議會一直視為「建制樂園」,近兩屆區議會中,20名民選議員僅有2名為泛民主派;今屆更已有3名建制派議員自動當選。牧師劉志雄為了打破建制派在油尖旺區的壟斷,決定參選尖沙咀西挑戰民建聯的孔昭華。今年46歲,曾2次公民抗命被捕的劉志雄對獨媒表示,參選更是為了繼續抗衡社會及制度上的不公義。

作為成年人,點解要縮?

一直走在社運前線的牧師劉志雄指,多年來一直有參與64及71集會,亦是2012年時反國教成員。劉向記者憶述自己2次被捕經驗,第一次為由學聯及學民思潮發動,於去年七一遊行後「預演佔中」集會;警方當日凌晨共拘捕511人,劉志雄是511分之1。

劉表示自己認同公民抗命,決定留守至被捕是出於保護學生:「人少好快就會被檢控,公民抗命需要越多人就越有威力。」 他又認為學生被捕的犧牲更大,作為成年人更責無旁貸,「我打滾了一段時間,有一定的人際網絡,即使留有案底,搵工都比較容易,如果係咁,點解要縮?」

s1

劉透露第二次其實為金鐘清場當晚自首被捕,當中曾經歷過掙扎。他指雨傘運動79日期間,一直在金鐘設立心靈輔導站;向佔領人士進行心靈支援,如禱告等。他表示其內間的心態上有所改變,曾經覺得無必要讓不義的政權拘捕。

他指自己最終明白到其「位置」能夠影響一些人,加上不希望令人覺得自己不負責任。劉志雄指金鐘清場當日因午飯離開佔領區,及後警方封起防線,突然加快進度清場,最後「無法被捕」。但他發現被拘捕人士都被送到葵涌警署,自己回家安排後決定自首被捕。

s2

談到出選區議員的原因,劉志雄指除了要抗衡政治壟斷外,更有感區議會存在不少問題,如建制派壟斷議會,造成資源浪費,衍生大大小小不切實際的大白象工程,如「不能避雨亭」等。

劉表示自己一直在油尖旺區服務,體會到社區其實有不同需要,但公帑卻不斷被浪費。劉認為議會應容納多元聲音及善用資源,故希望做到平衡的角色,以建設更好社區作參選口號。他同時認為爭取民主應由區議會層面做起,讓市民覺醒;想想一黨獨大又是否健康:「有時小恩小惠,但又做唔好大議題,又是否真的能幫助社區呢?」

螢幕快照 2015-11-07 上午2.06.04

斥梁振英只有破壞

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早前曾多番批評佔中人士,劉回應指基督教與天主教不同,天主教看待民主立場清晰;相反基督教比較多元,有不同的宗派。他明白教會內不同人對民主有不同睇法,包括支持民主或親政府。而鄺保羅的確代表了一種意見,公開言論只能讓公眾監管,「只能說基督教的特性就是比較有不同意見。」

行政長官梁振英曾指宗教界沒有經濟貢獻,劉直斥其非。「宗教界即使沒有經濟貢獻,都唔會似佢只有破壞囉。」他指梁的言論是屬無知的說話,根本不值一提。

劉志雄解釋宗教其實是一股重要力量,無論團結社群或前線事業,都有很多貢獻;如在香港,很多機構都是由社福團體開辦,也有辦學團體。他笑言宗教也著重家庭關懷工作,鼓勵特首有需要歡迎找宗教界幫忙。

牧師與區議員工作類同

作為牧師的劉志雄指日常負責管理教會、講道和輔導的工作,而所屬的教會比較簡單,因此有空間讓他作社會參與。他認為牧師與區議員工作類同,如要處理很多事務和接觸不同人士,自己十多年來曾跟不同社福界機構或政府部門合作,當中都是學習及管理的過程。

螢幕快照 2015-11-07 上午2.06.10

報稱是公司董事的民建聯孔昭華上屆獲878票,以超過一倍選票打敗得410票的任紹偉,成功連任。兩名候選人的政綱中均表示關注交通議題,尤其九龍站一帶的交通擠塞和高鐵對地區規劃影響的問題。孔昭華提出鼓勵中港經貿合作和社區共融等,劉志雄在政綱則提出取消功能組別,及爭取真普選等民主議題。記者曾聯絡孔昭華作查詢和回應,但他的助理表示「佢剛剛行開咗,可能遲啲覆。」及後在截稿前未有任何回覆。

強調市民基本應有知情權

劉志雄指自己無黨派背景,立場清晰,一句到尾就是支持民主:「我可以無包袱地講真話。」他最後提到,市民擁有有最基本的知情權,如區內「還在興建中」的高鐵:「當時點解咁快上馬,一地兩檢又未處理好,財務預算又計唔清。」劉志雄認為,單就高鐵而言,市民便有權清楚知道當中的延誤原因、工程的詳細進度和政府正面的回應。

記者:鄧凱文

只願快樂地飛不要回頭

$
0
0

1993年,當余鳳芝遇上兩個各自懷抱夢想的大男孩,我才剛出生。他們沿路奔跑歡笑,我也許大哭不止,二十二年後,我在他們放飛機的雷達山下讀書。

年代隔絕了,是不是難以融入電影的氛圍裡去?不,我可以從許多的場面找到屬於自己的意義,舊同學聚會裡談起一兩時已經失去聯絡的老同學、男性的危機、中學年代的自己、關於夢想的失落,老同學的聚散,心中總有幾段不可磨滅而正等待你自己喚醒的記憶,都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有時候拍一部好電影的指標是:許多掠過的鏡頭其實就像偶起的耳語,訴說著難以明白的斷句,直到你最後重組成一章詩篇,難以名狀的眼淚就簌簌落下,我笑過,最後卻靜靜地流淚。我明白許多個場景的意義,我也曾走過相似而角色身份錯置的劇情,最重要是,我也想過飛。

直到散場後,我在戲院外步伐緩慢,猶如在記憶的大河邊上下求索,思索著整全的過去的自己,同時被當下的無形苦惱困住。

我想打一通電話給半年前的自己,說:傻瓜,半年後的你原來仍慬得心痛的滋味啊,你說過了許許多多的傻話,其實哪一面的你才是真正的你啊?你知道嗎?活在當下的自己無時無刻都是苦痛的,矛盾的,無謂的;半年前的你說過了好多話,半年前的你懷抱中的人,或者夢想,直到她適才的剖白,一切好似都沒甚意思呢。

你啊,我想我們可以再把時間推前一點──你記得中學時代的自己嗎?由於你多變而且矛盾的性格,他人對你的解讀往往與你自我的觀照很不同,你很想飛是嗎?是的,我曾經很想飛。他人總感覺你與「飛翔」扯不上半點關係,是的,正如我以這個身體寫詩,他人會用難以置信的眼光打量著我。我沒有輕靈的四肢,所以無法不深陷於重力之中,紮實地──讀書,溫習,考試,你不會比他人耀眼,你在老同學的記憶裡,永遠是,一種印象。

這電影或幸,或者不幸地,輕易把人拉扯,與自我對話,攤出一段段往事對質。我怎麼感覺戲中角色都跟觀眾一模一樣呢?相比起彭盛華和蘇博文,余鳳芝可沒有甚麼大夢想,然而她的感悟卻比二人為高,青春年代無心脫口而出的一句話,本應值得令她高飛,可惜社會磨平了她當初的活潑與衝勁,現實不得意,唯有轉到深深的回憶中探問。她發現了回憶中所有的鈕扣,原來不止得一邊可以扣連,蘇博文空懸的扣口,暗地裡為她所做的一切,吳肇軒的演出當為青春三人組之中最好,他很好地演繹出一種教人心痛的傻勁,那種傻勁不僅僅為愛情,也有他對飛翔的夢想,各種有機的結合,令博文在余鳳芝的記憶中如此深刻,如此不忍。

離開了,或者錯過了飛翔夢想,余鳳芝與彭盛華從校園的夢幻跌落凡間,對過去各自懷抱,對現實各自逞強,總有一點點的不適應,等到某種危機的爆發,或問,或回應,兩人各有行動處理。儘管余鳳芝尋到了她心目中的蘇博文,還原了不可再得的折翼之夢,但我想,比余鳳芝更記得博文的其實是彭盛華。彭盛華從來沒有忘記過三人行的時光,已逝者多麼美好,殘存者多麼痛苦,然而這段過去最後不也變成令他們兩人重新出發的動力嗎?博文的飛機最終仍會順利起飛的,無論他當年被人誤解如何的深,余鳳芝和彭盛華從懷緬,到歸來,不止懷舊,更有意圖將懷舊成為一條出路,也是許多香港人面對的困境,電影嘗試指出一道微弱的光,不致於暗室之內,讓無光滋養著頹然的絕望。

有時我遙望獅子山,它的意義被設計成艱難奮發的創世神話,我沒有經歷過的洪荒時代,多麼的遙遠,人生卻不時被「獅子山」人為地撥弄。至於那三個白襯衣和白長裙學生所身在的,只是矮小的,強而稱之為山的雷達山,他們本來就知足了,然而世人皆要他們仰望高不可攀,那些大人都一一用錯方法了──順從先祖輩的程式便可攀到頂峰?不,你寧可教他們飛,用力地飛,跌傷也好,流淚也罷,懷抱希望,快樂地飛翔,獅子山從來不是所有人的終局,我們同樣,他們亦然;只願快樂地飛不要回頭,意義從來不在於山,在於飛翔,飛翔作為一種禁止說出的夢想,因為它賜予了我們超越的勇氣,廣袤無垠的天空,正是開始,卻不需要終局(我們都該明白為什麼夢想不能寫進夢想計劃書中,它是無止境的超越!計劃無法限制的)。

我感覺這可能是這部電影給予了不一樣的懷舊氛圍的原因,它很傷痛,它卻很美,它的美,在於它在說一個所有人無意識地被埋藏的記憶──我們曾經可以飛,我們從來都可以飛。

殘疾人士參政是在推動一種超越民主建制的殘疾平權信念

$
0
0

殘疾人士參選,參與社會和政治,將平等及共融的口號,由半空拉到著地,著實的實踐出來。這一戰,是超越民主建制之爭,這一戰,每一票,都是為了殘疾平權的信念。我支持葉榮,不只是支持他的個人;支持葉榮,是在支持一種價值,一種殘疾平權的價值。

社會常有個傾向,會覺得殘疾人士要被幫助,要被憐憫,但很多時沒有想過這一種自上而下的視角,其實是會令殘疾人士的平等身份被貶低。的確,有事情殘疾人士不能一人完成,但其實事實上,任何人在不同時候,其實也需要別人幫忙。社會從來都是一個互助的設計,有了這一個視角,we are no difference。

也正因葉榮的殘疾,他更能體會到社會政策對弱勢社群的不足,更能明白居民的所思所想,這是我們這些所謂「暫時的健全人士」無法體會到的事,到年老,或許我們終有一天變成殘疾,成為「弱勢」。

我相信,殘疾人士參與社會權利的不容剝削;我相信,人類的多樣性,正是社會的美麗之處。請不需憐憫葉榮,請不要視他為弱者;請給他一點平等的尊重,請視他為一個社會公民。除去了輪椅,你和我和葉榮沒有分別,讓我們推展生命的可能性,讓我們推展一種新的信念;讓弱勢的聲音被聽見,讓弱勢不再弱勢。

工黨葉榮參選沙田區議會頌安選區;同區另一候選人為民建聯的葛珮帆。

「港豬」覺醒空降修頓區 阻自動當選:居民要有得揀!

$
0
0

(獨媒特約報導)灣仔以「紅區」著稱,區議會中沒有泛民主派議員,今屆區選13個選區中,泛民亦只於其中兩個出選,傘兵人數反而更多,有7人參戰圖阻建制派自動當選。其中從事成衣採購的楊幼峰,於選舉提名期最後一日報名,出選修頓區,挑戰連續兩屆高票當選的李碧儀,「希望這區的居民有得揀」。

楊幼峰以「公民覺醒,齊抗高牆」為宣傳口號,她笑言自己也是剛覺醒的人,「我本身真係唔理政治,『港豬』嚟嘅,雨傘運動之後才開始醒覺」。

螢幕快照 2015-11-07 10.50.15 pm

撐政改、831決定 李碧儀高票連任兩屆

獨媒曾多次聯絡李碧儀邀約訪問,但未獲回覆。

競逐連任的李碧儀報稱獨立,為「灣仔之友」創會會長,曾任范徐麗泰助理,在區議會曾投票支持《一國兩制白皮書》、按照《基本法》和人大831決定落實普選、及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

修頓區區議員於2003至2007年是公民起動金佩瑋,李碧儀於2007年首次出選,以1,080票勝出,擊退獲577票的公民起動魏基樂,及獲156票的獨立人士黃國康。李碧儀於2011年更以1,604票,高票擊敗只有324票的泛民參選人莊初傑,成功連任。

李碧儀今屆參選的政綱主張監察區內發展工程、落實保育活化、改善衛生治安以及交通問題。

11214709_113319455697376_5035697970188704916_n

路邊尋提名

36歲的楊幼峰家住中西區,空降灣仔修頓,只因不想李碧儀自動當選,希望居民有機會用選票表態。在提名期期間,她一直留意自動當選的人數,眼見修頓區遲遲未有人報名,她終於在最後關頭決定參選。「我不希望機制落在一班淨係識得聽阿爺講說話的人手上」,她認為這不是民主,「聲音應該要由下而上,不應該由高官下命令,他們根本都不明白社區,不明白香港人要咩嘢,或者根本唔想聽。由一班機器管治這個地方,係唔得架。」

選舉提名於10月15日截止,楊幼峰在14日晚上走到街上收集提名,手執「不要自動當選區議員,居民要有得揀」字樣,在區內站了兩天,有街坊上前質疑,但她最終也集齊提名在最後一刻報名。

楊幼峰參選的開支全由自己負責,沒有接受任何捐款,單張及橫額設計都是自己「一腳踢」,「令街坊知道,我真的不是為了利益而出選,是真心為大家」。

傘後覺醒

去年的雨傘運動是楊幼峰的轉捩點,她驚覺香港己變了樣,「原來我想像中好靚的香港,已經出現了許多問題」,公平、廉潔等核心價值消逝,「好似真係邊個有錢、有權,就邊個話事」,她決定挺身抵抗,「唔可以再詐瞓」。

一年前才覺醒的「港豬」,今日躍身政治舞台,參與選舉,楊幼峰承認是巨大轉變,但自覺虧欠了在雨傘運動中捱打、負上刑事責任的戰友,自己一直「冇穿冇爛」,「我可以做到嘅就係呢啲(指參選)」。

為了喚醒更多「港豬」,她會在街站呼籲市民反思,香港為甚麼變得愈來愈差、出現愈來愈多衝突,「希望大家諗返自己的地方,點樣可以變返以前一樣,大家都咁鐘意留喺度」。她又指不斷有內地人來港,「溝淡香港人」,大家更要團結「頂住」。

IMG_4151
即將開幕的「囍匯」。

保育舊物 環保再生

灣仔是個新舊交融的社區,「囍匯」、洪聖古廟、舊灣仔郵局都坐落修頓選區,「保育」自然成為區內重要議題。楊幼峰認為舊物絕對應該要保留,不應淘汰,但政府的做法令它們失去原有情味,灣仔街市「得返個殼」,囍匯更是走「假歐陸」風格,街坊老店變成名店、豪宅,徹底改變了利東街面貌。

楊幼峰又提出環保政綱,區內多食肆、酒吧,建議設置回收桶收集廚餘,改善衛生之餘,也可以循環再生,例如製造清潔酵素或肥料。她又主張舉行「以物易物」活動,善用資源,並藉此聯繫街坊。

楊幼峰指區內需要更多公共空間,很多地方被發展商收購,「由公共地方變私人地方」,街坊缺乏休憩場所,「係咪每日一係喺屋企,一係喺公司?」她表示會爭取公園、修頓球場延長開放時間,「(公園、球場)都係公共空間,點解會有時限呢?」她又提出設立行人專用區,例如港鐵站A3出口不時有街頭表演,可將該地部份時段劃成行人專區。

IMG_4170

不要再做沉默的一群

灣仔區有71,787名選民,佔區內人口47%,較其他地區低,投票率更是全港最低,楊幼峰稱街坊較冷漠,但呼籲泛民支持者要積極投票,「我們輸,不是輸給建制派的鐵票,而是輸在大家是否願意走出來投票」。「希望居民知道自己的權利,大家街坊係『有say』嘅,不要放棄自己的公民權利,多關心自己的社區,和香港的政治改變,不要再做沉默的一群。」

記者:劉軒

同志遊行逾9500人參與 歐盟及10個領事出席

$
0
0

(獨媒特約報導)昨日(11月7日)舉行的同志遊行,逾9,500人參與,今年遊行適值區議會選舉,報名參與的政黨由10個減至3個,立法會議員僅梁國雄、陳志全及何秀蘭參與,大會促當局盡快就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隊伍中有來自各地的參加者,大會亦表示有11名來自各國的外國駐港領事,包括歐盟代表參與。政府當局則無派代表出席,僅平機會主席周一嶽參與。

同志遊行隊伍昨午先在維園集合,在出發前由嘉賓「剪布」,指政府當局已就訂立歧視法拉布20年。隊伍沿怡和街及軒尼詩道前往添馬公園,不少參加者均響應大會主題,穿上「趣味黃」衣服,大會宣佈有9,500人參加,比預期為少。大會在facebook表示,有11名外國駐港領事代表出席,包括法國駐港總領事 Mr. Eric BERTI、英國駐港總領事 Ms Caroline WILSON、德國駐港副總領事 Mr. Karsten TIETZ、美國駐港副總領事 Mr. Tom COONEY、加拿大領事 Ms Shalini ANAND、瑞典駐港副總領事 Ms Wictoria Amandustin WEINSTOCK、愛爾蘭駐港副總領事 Ms Caitriona O'SULLIVAN、瑞士駐港副總領事 Ms Wilhelm ZEMP、澳洲駐港副總領事 Mr. Steven HODGE、芬蘭總領館代表 Ms Minna TIKKA、歐盟駐港辦公室代表 Ms Jolita PONS。另外香港英國文化協會總監 Mr. Robert NESS亦有參與。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樞機早前發牧函,促市民在投票時考慮政黨在同志議題上的取向。同志平權團體「彩虹戰隊」,曾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期間,向所有參選人發出同志友善政綱問卷,完全支持政綱的均為泛民政黨,包括街工、社民連、新民主同盟及工黨,部份黨員完全支持的則為人民力量,支持部份政綱的則為新民黨、民主黨。當年新民黨葉劉淑儀表明支持同志平權,除曾拍片支持「不再恐同日」、在立法會投票支持平權議案,亦曾表示「新民黨最多攣人」。

12204785_10153295014837794_487635982_n

六名來自澳門彩虹的代表,澳門彩虹同志權益關注組發言人周庭希指,澳門來2012年舉行同志遊行後,同志平權機構開始「浮面」,並推動澳門政府改變政策,包括就家暴立法、爭取承認跨性別及改革學校性教育。

12207888_10156208093945717_458113114_n

除了澳門彩虹代表外,獨媒亦訪問數名來自澳門的參加者,不願拍照的他們表示在兩三年前,澳門彩虹曾發起pride parade,但僅得12人參加。他們指澳門地方太細,擔心被認出,而來香港參加被認出的機會較少。雖然澳門同志團體今年亦組織當地同志來香港,但仍只有數人參與,反應較預期冷淡。

12226333_10156208066625717_1504673673_n

在同志遊行沿途,有團體拉起橫額,呼籲市民參加在今日星期日,下午一點由外傭主辦的同志遊行。一般外傭在周六並無假期,無法參加昨日的遊行。

12204807_10153295023107794_1992454582_n

港大申請禁制令牽爭議 校董師生均指李國章不宜任校委會主席

$
0
0

(獨媒特約報導)《城市論壇》今日討論港大早前申請禁制令一事,會上討論港大申請禁制令的做法外,參選港大校委會的港大生物科學學院副教授林文量表示,希望當局委託港大前副校長楊紫芝作校委會主席,因她在教育及管理上有一定經驗。他認為師生對李國章有意見,李不適宜任主席。

螢幕快照 2015-11-08 下午12.14.03

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張達明認為保密不應絕對化,不然會在會上「亂講野」。他亦表示李不適合任校委會主席,港大校董會成員謝偉俊則指李的能力是適合人選,但港大現階段要休養生息,所以李現在不適宜。而港大學生會早前的全民投票結果顯示,共有近4785人認為李不適宜在港大擔任任何職位。

螢幕快照 2015-11-08 下午12.12.29

張達明形容,港大今天事已至此是不幸及遍體鱗傷。他表示偷錄不一定有問題,如法庭會著眼在公眾利益上作判決,透過公平公開的過程讓公眾知道。他又批評校委會不說任何理由向公眾交代,便否決物色委員會的提名做法有問題。

謝偉俊則指自己認同張達明的講法。他又重提在佔領金鐘清場時,同樣有辯方律師上庭答辯,應該讓雙方都有表述的機會。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表示自己欣賞商台和港大的互相聆聽。

螢幕快照 2015-11-08 下午12.08.41

林文量表示偷錄是不好的。他認為應要求校委公開會內的發言內容,而校委應是本住專業知識和良心發言。

螢幕快照 2015-11-08 下午12.10.09

記協副主席任美貞指,港大是一個每年使用近十幾億公帑的公眾機構,所以今次是牽涉及公眾利益的問題,新聞界要求披露會議內容是責無旁貸。

任美貞表示對商台感到失望,港台今次的做法「過到骨」,其他人便會有樣學樣,禁制令到時滿天飛。她形容港大是用誤導的手法,令媒體的內容及相關資料下架。謝偉俊認為需要小心處理,不需要原汁原味去播,建議港大應該在申請禁制令和商台「傾下先」。

張達明質疑港大是公眾機構,其會議內容和其他事例,如明星的私隠不同;不應貿然便申請禁制令。而商台財雄勢大,應主動抗辯;不然先例一開,便會有寒蟬效應。謝偉俊則不斷強調,必須平衡兩方的聲音作平衡。胡少偉又表示,每人的公眾利益定義不同,不應因此而破壞院校的正常運作。


區選僅1/4候選人提供文字簡介 視障人士讀唔到

$
0
0

(獨媒特約報導)視障人士瀏覽網頁依靠語音軟件讀出文字檔,區議會選舉各區候選人上載至「2015年區議會選舉」網頁的個人簡介,亦分別有圖像版,和協助視障人士閱讀的文字版。然而獨媒統計發現,935名候選人中,僅24.5%有提交文字版簡介,視障人士難以獲得其餘候選人的資料。選舉事務處現時沒有規定候選人必須提交文字版,有政黨表示不知道文字版的用途。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認為,如果當局有決心提供無障礙措施,應硬性規定所有候選人提交文字版。

201511082-1

今屆區議會選舉接獲935個有效提名,當中只有229人有提交文字版簡介,佔整體24.5%。

派出5人或以上參選的政黨或團體中,無一能全體提交文字版,最高比率為80%的自由黨,民協、公民力量、西九新動力、熱血公民則是無人提交。報稱獨立的371人中,僅15%有提供文字版。

就選區而言,離島區的比率最低,僅得4.5%,22名候選人中只有1人提交;最高則是黃大仙區,有47.3%,55名候選人有26人提交。

IMG_3884

選舉事務處僅鼓勵提交

選舉事務處為協助視障人士了解候選人簡介的政綱,會上載只載有以電腦打出的文字的版本至區選網頁,資料包括候選人的編號、姓名、年齡、職業、政治聯繫、電郵地址或網頁,政綱部分則應與圖像版的內容相同。

選舉事務處未有規定候選人必須提交文字版本,只稱「極力鼓勵」候選人提交,讓視障人士接觸選舉信息。提交文字版本的截止日期為10月23日。選舉事務處另設有電話專線(2893 3762),由職員向視障人士讀出候選人簡介內的資訊,及提供其他選舉資訊。

語音軟件讀出文字檔 助視障者閱讀

失明人協進會副會長黃俊恆表示,現時智能手機或個人電腦都內置語音軟件,提供屏幕閱讀(Text to Speech)功能,將網上的純文字檔轉化為語音讀出,供視障人士了解資訊,而候選人簡介的圖像版沒有任何文字標籤,語音軟件不能讀出。

黃俊恆指,候選人簡介增加文字版,正是過去視障人士和有關組織多次向選舉事務處反映意見後的成果。他認為候選人若不提交,後果便是視障人士不能閱讀其政綱,「對佢哋嚟講係咪損失,佢哋可能有自己嘅考量。」

黃俊恆補充指,失明人士協進會和其他組織經常與選舉事務處交換意見,方便視障人士了解選舉信息,如最近新設以電郵傳送投票通知卡及住址確認信給預先登記的視障人士,電郵內容是文字檔。

民協:一時疏忽

民協傳媒主任譚倩彤表示,民協的候選人並不知道文字版是為了方便視障人士,指選舉事務處未有清楚指明用途,候選人因而疏忽沒有提供,希望未來當局會向所有候選人作宣傳。譚又指平日民協在地區的宣傳皆有準備文字版,方便其他特殊需要的市民。

民主黨代表指該黨有6成候選人提供文字版簡介,至於為何其他候選人沒有提交,則稱一時間難以逐個調查原因。民主黨代表又指,區選前黨中央向各候選人寄送的電郵中已經有清楚指引,要求候選人主動提供文字版的選舉資訊,以方便視障人士選民了解選舉資訊。

11541680_10206138298510684_22203377_o
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資料圖片)

張超雄:應規定提交

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認為選舉事務處有責任清楚說明文字版用途,如果有候選人或政黨未收到足夠指示,以為文字版本「填又得,唔填又得」,是當局的失職。張超雄又補充指,不理解為何一項能提供資訊無障礙的措施是由候選人決定提交與否,若當局真的有決心方便視障人士,應硬性規定所有候選人提交文字版本。

葉榮:損害視障人士權利

本身是殘障者的沙田頌安選區候選人葉榮表示,候選人應該重視每一個選民,任何選民包括視障人士都應能接觸候選人簡介,了解其政綱,不應因為殘疾而不能接觸有關資訊,又指許多候選人致力興建社區無障礙設施,「咁候選人資訊都要無障礙」。葉榮表示對是次事件感到遺憾,「因為自己都係殘疾人士,比較明白佢哋嘅感受。」頌安區另一候選人為民建聯葛珮帆。

平機會:已有措施方便選民需要

平機會發言人回覆獨媒查詢指,今次選舉一如以往已有措施方便特殊需要選民行使投票權利,包括選舉事務處鼓勵候選人主動提供文字版本候選人簡介,又指視障人士選民如需要協助,可致電選舉事務署專線。

記者:陳子雲

龐一鳴出戰樂民 單挑梁美芬頭馬

$
0
0

(獨媒特約報導)曾發起「一年唔幫襯大地產商」的環保達人龐一鳴,於區議會選舉提名期結束前最後兩小時遞表,出選九龍城樂民區,目標是阻止現任區議員兼西九新動力副主席楊永杰繼上屆後再次自動當選。龐一鳴表示,只要有心就可以認識社區,不認同空降是大問題。

我要「無篩選」

今年自動當選的選區達68個,為何偏偏選中樂民?龐一鳴表示,不能接受樂民區連社區服務對象都「有篩選」。有些區議員因區內多長者而主攻老人家,「但樂民區內的活動竟然要會員先可以參與」。他指自己是無黨派獨立人士,眼見建制派在區議會中壟斷資源,但舉辦的活動不是每個街坊都可以參與,感到十分不公。龐希望區議員能像長毛一樣以身作則,拿出議員經費、津貼用於社區,雖然金額不大,「但絕對是一個好好的示範。」

IMG1701

龐又補充,許多團體都透過成為會員的方法取得大量街坊個人資料,在選舉時便會成為票源所在。「到時選舉咪搵相熟街坊睇住邊個未投,打電話俾佢,再唔來就上門叫你落來」。他指,這種選舉機器力量十分龐大,很多候選人難以抗衡。

被問及有甚麼說話想對樂民街坊說,龐表示「民主派已經放棄咗你地」。龐坦言,現任區議員在過去八年表現「令人失望」。不理解為何民主派連續兩屆都不派人參選,任由建制派自動當選。

龐一鳴:小街坊都可以好高層次

龐一鳴的政綱中包括支持地區小店、爭取寵物公園,或如汽車共享的環保議題。而現任區議員楊永杰則主打維修斜坡、滅蟲滅蚊等現有社區問題。龐不認為自己的政綱較對手輸蝕,「要相信街坊其實都可以好高層次」。

螢幕快照 2015-11-09 上午11.41.46

他舉例,樂民新邨即使加建斜坡和梯,都必定無法解決每座門口必定有數十級樓梯的問題,令輪椅使用者長期被困在家。龐一鳴曾嘗試帶同附近的放狗人士探望這些行動不便的人士;又曾試驗汽車共乘計劃,鼓勵附近有車的街坊順路接載小巴站候車的乘客,紓緩早上27M候車時間長的問題,自覺效果卓越,「試驗的義工未有10分鐘就出咗旺角,我肯定隊尾的仁兄都未上到車」。

龐表示,維修斜坡這些問題可以發動街坊一齊做,區議員應做一些更高層次的事,例如推動鄰里互助等。

房協在2013年瘋狂加租,樂民新邨的街坊小店拉起橫額抗議,最後仍有數間不敵貴租倒閉。談到如何落實保衛小店的政綱,龐指香港沒有租金管制是這個問題的硬傷,「領展瘋狂加租、業主瘋狂加租,連房協都可以瘋狂加租」。他指保衛小店只能靠發動群眾和落實租金管制,否則只會變成「另一個西環」。例如推廣待用劵,鼓勵群眾留在自己的區消費,「呢啲區議員一定有能力做到」。

訪問當日,龐一鳴和他「史上最大的助選團」——合共四人,到區內學生熱愛的小食店食早餐,期間不乏街坊與龐打招呼。「只要有心,街坊一定會睇到」,龐如是說。

螢幕快照 2015-11-09 上午11.41.57

現任區議員未有填寫政治聯繫 實為西九新動力副主席

樂民選區曾多次由背景為九龍社團聯會的候選人自動當選。99年回歸後首次區議會選舉中,由現時與民建聯合併的香港協進聯盟成員,現為九龍社團聯會名譽顧問的鄧寶匡自動當選。

民主黨曾在2003年重奪議席,區嘉誠以99票之微險勝鄧寶匡。而在2007年區議會選舉中,當時已報稱獨立的楊永杰重奪議席,並於上屆自動當選。翻查資料顯示,楊永杰為九龍社團聯會副理事長和西九新動力副主席,他在今屆區議會選舉中並未有填寫政治聯繫一欄。

西九新動力日前被指有多名成員參選,但卻未有填寫相關政治聯繫,而其網站更關閉至選舉完結。而楊永杰接受獨媒查詢時表示,雖然是屬於西九新動力及九龍社團聯會的「成員」,但「西九新動力」並不屬於政黨,並反問記者是否一定要填寫政治聯繫。他指,西九新動力創立宗旨包括「不黨不群」,但知道自己若填寫獨立人士「一定會惹來很多不同意見」,故此並未填寫政治聯繫。而西九新動力在2012年出選立法會的名單中,楊永杰在名單中排名第二,僅次於主席梁美芬。

螢幕快照 2015-11-09 下午12.02.13

楊永杰指龐落區時間短:好多事未必清楚

楊永杰對記者表示,自己歡迎任何人參選。但指有街坊對龐「忍咗八年終於有得揀」的標語感到奇怪,「有街坊話,既然話忍咗八年,咁點解唔八年前出來服務街坊?」

楊永杰又指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對於龐一鳴表示對楊多年的「成績表」十分失望,他指自己為地區做過甚麼街坊最清楚。例如他強調加入樂民新村居民協會十分容易,更並非只有會員才可參加活動。行動不便人士未必需要興建斜路,而是要求房協興建多兩部升降機便可解決。楊表示龐一鳴落區時間短,「好多事未必咁清楚」。

IMG1891

區內的27M小巴被指長期脫班,早上高峰期更要輪候車半小時以上才能上車,樂民區兩名候選人皆以解決27M脫班問題為政綱。楊永杰讚揚龐的「順風車」概念,但表示成效要視乎街坊情況。

楊永杰指「好多事唔係表面咁簡單」,他以27M脫班為例,指脫班的源頭在於小巴公司請人困難。他已與運輸署聯絡,要求小巴公司維持服務承諾以確保日後順利續牌,「但如果你話情況無改善到,咁可能運輸署呃緊我」。

記者:鄭樂煒

巴黎氣候峰會 香港豈能缺席

$
0
0

文:黎廣德(低碳亞洲行政總裁兼巴黎氣候峰會香港民間代表團團長)

「我們可以成為成功消除貧窮的第一代人,我們也可能是有機會拯救地球的最後一代人。」這是上月全球首腦在聯合國大會上簽署文件〈改變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內的豪言壯語。

這番說話絕非空談,人類今天生產的糧食足夠養活100億人,但全球70億人口中約10億人在捱餓,因為他們每天生活費達不到1.25美元的極端貧窮線,所以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第一條是「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貧窮」。香港是發達城市,所以多數香港人覺得極端貧窮離我們很遙遠,反正事不關己。但豪言壯語的第二句便貼身得多,拯救地球不是為了別人,而是為了自己和子子孫孫。

若果此時此刻你仍然以為拯救地球是荷李活超人或蝙蝠俠的玩意,那便急須惡補一堂COP21的功課。

從本月底起一連兩周,各國首腦將齊集法國巴黎,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協議第21次會議 (21st session of Conference of Parties,簡稱COP21),連同政府、商界和民間代表,預計有三萬人參加。這是一次遲來的峰會,因為須簽定的協議早該於6年前的哥本哈根會議達成,因此拯救地球的有效期只剩下10至15年,一旦過期便神仙難救。這絕非危言聳聽,而是全球830位科學家的一致結論 (詳見〈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第五號報告書〉)。

正如〈2030議程〉指出:「氣候變化是當代的一個最大挑戰,它產生的不利影響削弱了各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全球升溫、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和氣候變化產生的其他影響,嚴重影響到沿海區域和低地沿海國家,包括許多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許多社會和各種維繫地球的生物系統的生存受到威脅。」

噩夢臨近 無處可逃

如果你的反應仍然是「關我乜事」,你必須跑到港鐵香港站,九龍站或紅磡站憑吊一番,因為它們將會是第一批被海水掩沒的港鐵站。這幾個站被掩掉後鐵路網會否全線停頓,或港島會否一如大嶼山在上月變成孤島?現時誰也說不準,因為政府或港鐵還未展開防災規劃,更未知能否找到預防掩浸的方案。根據美國加州科技大學的最新研究,一旦氣溫上升攝氏3度,南極冰棚融化之勢便無法遏止,海平面在2300年前上升0.6米至3米,最終會上升9米。但由於極端天氣頻率增加,噩夢將會在幾十年內而非幾百年後出現。

今天地球平均溫度已比工業革命前上升攝氏0.85度,但氣候變化帶來的災害已越趨頻密。要避免科學家公認的危險界線,即升溫不超過攝氏2度,人類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便必不可超越一個「全球碳配額」,而按照目前碳排放量推算,這個配額在10-20年內便會耗盡。這正是巴黎峰會的焦點 - 如何在各國明爭暗鬥之中,達致一套大家可接受的碳排放配額分配協議。

汲取了哥本哈根峰會的失敗教訓,今次談判是由下而上,容許各國在峰會前提出「自主減碳承諾」,即每個國家可以提出一套符合自己國情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顯而易見,這套方式衍生岀兩大難題:一、各國「自主減碳承諾」加起來仍會令「全球碳配額」爆燈,無法達致升溫不超出2度的目標; 二、各國「自主減碳承諾」自說自話,有多有少,不符合公平原則。

距離峰會召開日期少於一個月,這正是今天出現的僵局: 即使所有「自主減碳承諾」成真,全球會升溫攝氏2.7至3.5度,許多環境變化會進入惡性循環的失控狀態。

富國縮骨 窮國進取

18家國際環保、勞工及發展組織,包括樂施會、野生動物基金會等等,剛出版了一份名為〈公平分擔〉的報告,詳細分析了「自主減碳承諾」如何不足,以及如何才能達致公平分配。報告提出了一套「公平配額」的計算準則,綜合考慮每個國家的「歴史碳排放量」(即從工業化至今的累積溫室氣體排放量)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即每個國家在滿足國民基本需要後所能調動的資源)。

按此準則,發達國家的減排承諾嚴重不足,例如日本只滿足了「公平分擔額」的一成,、美國兩成、歐盟稍高於兩成、俄羅斯則是零承諾。反之,多數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印度、印尼已超額承諾,巴西約三份之二,但進一步減排的潛力仍然十分巨大。這意味著發達國家不僅須加大減排力度,更應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巨額財政資助和技術支援,才符合公平原則。但要把資金技術從富國的口袋搬到窮國,正當歐盟經濟風雨飄搖和美國復甦步伐未明之際,實在談何容易。

由於香港是高度自治的經濟體糸,兼且是中國境內最發達城市,所以特區政府有理據亦有權力提出比中國更積極進取的「自主減碳承諾」。這不僅可讓香港在國際談判上建立道德力量,更有利中國代表團向發達國家爭取更佳條件,特別在資金和技術轉讓方面,北京官員萬不可因大國崛起的心態而放棄應該爭取的國際援助。

解決方案 子孫問責

國際經驗說明,要實踐前瞻性的可持續發展策略,光靠政府無異痴人說夢,所以公民社會牽頭推動和商界市場調動資源,都是必不可少的要素。鑑於氣候峰會處於關鍵時刻,關注團體已組成了香港民間代表團前赴巴黎。據悉環境局長黃錦星亦會率領特區官員參加中國代表團,並在起行前宣佈香港的應對策略。

法國政府深知今次峰會成敗事關重大,所以除了主持國際協議談判,更設定峰會主題為「解決方案的議程」,含義是所有參與者都有提出解決方案的責任,亦需發揮創意應對氣候變化。要全球在2050年達到近乎零碳排放的目標,無異要求人類馬上開展一場前所未見的經濟革命。

香港以國際都會自居,亦是國民產值名列前茅的發達城市。我們會否因身為「有機會拯救地球的最後一代人」而自豪,還是會成為子子孫孫永遠詛咒的一代人,從巴黎峰會的成果中可以看出端倪。

原文刊於明報2015年11月6日

職訓課程拒手語翻譯員陪讀 團體轟擺明歧視

$
0
0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中)

(獨媒特約報導)聾人以手語為母語,手語翻譯有助他們學習,但當他們報讀課程進修,卻因此被拒之於門外。聽障人士支援中心「龍耳」及張超雄議員辦事處調查15間職業培訓機構,發現當中只有3間容許聾人帶同手語翻譯員上課,其餘拒絕讓翻譯員進入課室,否則須繳交學費。

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批評機構觸犯《殘疾歧視條例》,又指聾人升學困難,很多完成中學便要就業,因此職業教育對他們非常重要。龍耳就業支援主任盤浩雯指所有殘疾人士都應有平等進修機會。平機會拒絕評論事件是否涉及歧視,稱要視乎個別情況。

IMG_4195

機構拒絕翻譯員 稱「無支援」、「不是學生」

「龍耳」、社企龍耳手語電視台及張超雄議員辦事處於今年10至11月期間,致電及親身到訪15間職業培訓機構,嘗試報讀課程,調查是否容許聾人帶同手語翻譯員上課,結果發現只有基督教勵行會、葵協、美容專家國際學院3間機構批准,其他機構均拒絕,更要求翻譯員繳交學費。

調查發佈會上播放電話對話錄音,工聯會職員表示可接受聾人報讀,但是「唔知佢學唔學到」,又指翻譯員不是學生,不能進入課室伴讀,而且課室保險不涵蓋翻譯員。勞聯職員亦指翻譯員不能進課室,亦無相關指引處理。仁愛堂職員則表示沒有措施可協助翻譯員,又指僱員再培訓局課程規定學生才可以上課。

IMG_4208-1
朱小姐

現職龍耳手語導師的聾人朱小姐,曾報讀善寧會的護理員證書課程,但被拒絕,機構只送上教材著她自修,但不會發出證書,她指當時覺得「有冇搞錯」,自此再沒有信心報讀其他課程。

團體轟無理 剝奪聾人就業機會

龍耳就業支援主任盤浩雯指出,翻譯員不需要額外設施支援,只需坐在聾人身旁,又質疑保險條款是否列明不包括翻譯員。部份課程與就業掛釣,有機構為免影響就業率而拒絕聾人報讀,亦有機構指課程內容「太深」,不適合聾人,盤浩雯指每個人能力不同,不應斷定所有聾人都沒有能力。

盤浩雯又指,要求翻譯員支付學費是非常無理,聾人未必有能力負擔,而且翻譯員只是擔當傳譯工具協助聾人吸收資訊,不會學習課堂內容。

不少職業要求必須具備相關學歷或資格,例如地盤工作必須要有俗稱「平安卡」的建造業安全訓練証明書,龍耳手語翻譯及龍耳電視編輯馬芬燕認為,如果聾人因不能報讀相開課程而失去就業機會,是非常可惜。


(左起)龍耳就業發展主任楊曉靜、龍耳就業支援主任盤浩雯

張超雄:擺明犯咗法

根據《殘疾歧視條例教育實務守則》第4.5.1條「如因殘疾人士要使用輔助器材,或要由助理人員(例如:傳譯員、閱讀者或照料者)陪同而給予該殘疾人士較差的待遇,這種行為即屬殘疾歧視。」張超雄指守則適用於所有教育機構,涉事的培訓機構明顯觸犯殘疾歧視,「擺明呢啲機構係犯咗法」。張超雄指機構有責任提供翻譯支援,現時聾人自己付錢聘請翻譯員,卻面對如此多問題,是非常荒謬。他又指僱員再培訓局應提供資源,支援機構提供無障礙措施。

龍耳建議平機會引用《殘疾歧視條例》主動執法,並促請政府確立手語翻譯員認證制度,推廣手語翻譯,消除公眾誤解。

平機會拒評是否涉歧視

平機會回覆獨媒查詢指,不能斷言機構是否涉及殘疾歧視,要視乎個別情況,如有人覺得因殘疾而在教育方面受到不公平對待,歡迎向平機會作出投訴或查詢。

調查的15間機構中,有12間是僱員再培訓局委任的機構,當中只有2間容許翻譯員伴讀。僱員再培訓局設有「平等機會政策」,要求全體僱員留意與平等機會有關的條例,包括《殘疾歧視條例》,局方在提供所有設備及服務時,會在可能的情況下為殘疾人士作出安排,不會容忍基於性別、懷孕、殘疾、婚姻狀況、家庭崗位或種族而作出的直接或間接歧視。獨媒向僱員再培訓局查詢局方對委任機構的相關指引,至截稿前未獲回覆。

記者:劉軒

「山城絕境」:記第三屆香港西藏電影及文化節開幕式

$
0
0

有山城之稱的中文大學,在偏遠一角的逸夫書院大講堂閣樓越喬藝廊,一個連中大學生也不知道的藝廊,展出了「敏感」的西藏影像和畫像,展開了第三屆香港西藏電影及文化節的序幕。說是「敏感」,因為這些都不是中國官方,以至香港官方願意外界看到的影像/畫像。事實上,中大校方曾對協辦的中大學生會的同學說過類似「西藏議題非常敏感」的話。

灰記又要再一次感嘆,香港這個正being tarnished的自由空間,還能承載多少「敏感」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議題?正如一位在場的社運前輩,胡露茜在回答一位來自大陸年青人問題時所言,我們要珍惜、捍衛香港這些可以呈現(相對於主流)不同觀點、不同現實的自由空間。但面對中港官方及其追隨者的迅猛「圍堵」,以往曾以「自由」自豪的香港人可以如何招架?

有份展出包括《火柴人》(描繪七位西藏自焚者)等七幅油畫的㵉浪提到了恐懼,恐懼令大家逃避面對不公不義,令不公不義繼續漫延,令恐懼更濃罩。西藏人在恐懼中,看到種族滅絕、文化消逝的絕境,他們選擇面對死亡,超越恐懼,09年至今的147位自焚者發出的訊息(留下的遺書或死前發出的呼號),很多都和自由有關,宗教自由,文化自由,體現了「不自由,毋寧死」的「至理名言」。香港人可以如何超越恐懼和絕望呢?

策展人許先茗在開幕致詞時提到除了希望外界更多人關注西藏人的「絕境」,還特別提到香港與西藏可類比的處境,即所謂「今日西藏,明日香港」。因此,主辦有關西藏議題的展覽和影展,不純然為了聲援西藏人,當香港人看到一個個自焚者為西藏的自由而倒下,為抗議宗教文化,自然環境和天然資源被蹂躪,以及不滿極權高壓下的生存環境而自我犧牲,以喚醒藏人,香港人必須更著力思考香港的「自由空間」。

事實上,自焚地點多在四川阿壩、甘肅和青海事出有因。2012年出版,由美籍華人李江琳實地考察及研讀歷史文獻及官方檔案後撰寫的《當鐵鳥在天空飛翔 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講述中共當年在這些地區推行「民主改革」(大家不要看到民主兩個字就以為是普選,而是中共強迫藏人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沒收所有藏人的牲畜財產等)遇到反抗,然後以戰爭手段(曾出動轟炸機)鎮壓藏人的反抗,造成估計數以十萬計藏人死亡。李江琳來香港介紹這書時講到,四川阿霸等地自焚人數最多,與這些地區在那個時期被屠殺人數眾多有莫大關係,因為這些地區的藏人忘不了當年的殘酷恐怖與仇恨。

看著日本畫家井早智代為當中52位自焚藏人畫的畫像,看到了冰冷與絕望,也看到了希望和溫暖。而旁邊記述自焚者的文字,果然很多都來自四川阿壩、甘肅和青海等地。

「你們有否去過西藏,這些是否你們第一身的經驗,是否西藏的現實?」、「自焚者當中最年輕十五歲 十七歲,是否太殘忍?是否不應歌頌?」除了策展人和支持者的聲音,來自中國大陸的質疑聲音亦出現在這山城偏遠的一隅。灰記看到一位中年男子,帶著幾位年青學生模樣的人來「關注」這個開幕式,他們操著廣東省口音的粵語。是來香港交流的師生順道「了解」這個「敏感」議題,還是專誠從大陸來「關注」?目的為何?不得而知。

已記不起策展人如何回應自焚者有年紀「太輕」的問題。不過,中國官方對自焚的回應除了嚴詞譴責外,亦往往會歸咎於「達賴集團」的「煽動」及年青人因為「心智不成熟」而受「煽動」。但西藏人的專者達賴喇嘛一直勸喻西藏人珍惜性命,不要自焚。亦有論者提到,若不是達賴喇嘛的勸喻,自焚者會倍增。大陸「同學」的問題亦令灰記想起香港的學民思潮成員及黃之鋒,他們起來反對教育局強推國民教育時只得十四歲,是否就是「心智不成熟,容易受人煽動」的表現?

兩位中學生聆聽淋漓㵉良講繪畫與政治

現場也有兩立穿著中學生校服的參觀者,灰記及現場一些成年人都有對兩位中學生述及西藏的現況,不知她倆又是否被認為「心智不成熟,容易受人荼毒」呢?

至於何謂「西藏的現實」問題,就是上文提到胡露茜「協助」策展人回應的問題,誰更接近現實不是最主要的問題,最主要的問題是,有否足夠的自由空間讓非官方非主流的現實呈現。灰記眼見這群大陸「學生」有備而來,「意有所指」的提問題,亦忍不住說了幾句。灰記沒有提自己曾去過雲南藏區及藏東,只借這次專誠來香港的Still Tibet《「凝」然是西藏》導演Miguel Cano的體驗,反映藏漢矛盾/隔閡的現實。

Cano拍攝的西藏影像

Cano為了接觸和拍攝藏人,獲得簽證到四川藏區(碰巧其中一地區是阿壩)旅行,但簽證還簽證,他在藏區多次被公安跟踪及攔截,為的是阻止他接觸「危險分子」,特別是西藏僧侶。公安要求他住漢人的旅館及受漢人嚮導,但他要接觸的是真正藏人。於是他多次擺脫公安以至漢人的糾纒,接觸無數藏人,包括深山寺院內的僧侶。灰記對那些大陸「同學」說,影片呈現的一個現實,就是這位外國人每到一處藏人社區,都大受藏人歡迎,藏人迎接他的,不是如對漢人般疑慮,甚至敵視的眼神,而是展露真心的笑容。雖然語言不通,藏人卻願意收留,款待這位外國人,甚至帶他往深山靈修的地方。這個外國人幾個星期旅程所看到的現實,足以訴說中國統治西藏的大概。(如有興趣細看Cano的經歷及與他交流,十一月四日(星期三)晚六時至九時,中大聯合書院鄭棟材樓1號演講廳會播放《「凝」然是西藏》及有映後分享)。

當然,並非每個來自大陸的人都對聲援西藏的人投以懷疑,以至仇視的眼光(公平地說,這些提問題的大陸「學生」,態度亦相當溫和),一位在香港大學讀書的大陸學生,便帶著攝錄機,熱心的採訪策展人及參與者。而另一位港大內地生,亦是這次西藏電影及文化節的熱心義工。達賴喇嘛說過藏漢民間多交流/對話,可促成改善西藏現狀。但願如此。

說到藏漢溝通,這個偏遠一隅,除了漢人,西方人,還真的有藏人。一位在香港居住的西藏人把雪山獅子旗展現,對灰記說了一個「笑話」,她說,這些旗全都是大陸的工廠生產,生產的數量無法統計。在2008年北京奧運前,很多大陸工人正趕製他們完全不知是哪一國的國旗,它們一批又一批被運往歐美國家,然後當舉行全球奧運聖火傳遞時,這些旗幟到處出現,中國官方立即下令不准製造,但已經太遲了。這位藏人不斷對來賓訴說這個雪山獅子旗的故事。

現場還有一位由瑞士來香港作短期交換生的「流亡」藏人。她出生於拉薩,童年在那裡度過,懂普通話。她反而對香港的自治和自由很好奇,灰記對她描繪了一幅頗為暗淡的圖畫。但她還是樂觀地說,希望中國會改變。

也許她說的不是等待中國的轉變,而是如何促成這種改變。

第三屆香港西藏電影及文化節2015節目表

http://www.hongkongtibetfilmfestival2015.com/

非物質勞工「超級瑪利歐」能否重獲自由?

$
0
0

非物質勞工「超級瑪利歐」能否重獲自由?
文/陳桂林

第一個也是最著名的一位元電子遊戲主角是超級瑪利歐,一個工人階級形象。超級瑪麗的魅力之一是這遊戲中設計出的一對詭異的對比:一方面是工業化的、物質的、水管工人形象,需要以管道作為穿越的裝置;另一方面又是,反工業的、靈巧的彈跳、雜耍。這個「靈活」的水管工人形象,標誌了兩個時代之間的轉換:一個是由流水線、工廠、集體勞動、製造業構成的福特時代;另一個是電腦、網路、和虛擬勞動隱喻的後福特時代。

電子遊戲的出現,及其所標誌的非物質勞工和勞動的創造,正是這一時代轉變的標本。非物質勞動創造非物質產品,因此,他生產的不是「東西」(things),而是主體性(subjectivity)和社會關係(relationship)。Hardt和Negri說,非物質勞動已經成了全球資本主義時代「帝國」的霸權型勞動形式,為當代資本主義提供主要動力。

電子遊戲的生產包含了各式各樣的非物質勞動與物質勞動形式,技術、軟體、動畫製作人員、音樂製作人員。所有這些人以團隊(team work)的形式運作。當然還包括其他物質勞動形式:主機、卡帶、光碟的製造。可以說,製作和玩一個電子遊戲需要融合各種技術、溝通、和情感的創造性,以產生新形式的虛擬化主體。(combine techincal, communicational , and affective creativity to generate new, virtualized forms of subjectivity)同時在遊戲工作室以外,我們看到更廣泛的物質勞動參與其中,在電子工廠裡、在電子垃圾堆上,甚至在非洲的有色金屬礦山中,對於電子遊戲的「創造性」而言,這些「物質」的存在同樣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非物質勞工」這個概念中,蘊含了後工業社會普遍存在的自主性、抗爭、與收編。它不同於知識工作、創意階層這些概念,這些概念強調的是,一種新形式和「合作」和「創意工作」如何創造資本和利潤,歸根結底,是一種新形式的「控制」。而非物質勞工,在揭示這種勞動形式的同時,更是要考察這種新型的勞動協作如何超越、挑戰、和逃離這種控制。資本試圖將這種「自主性」限制在製造利潤的訴求內,而抗爭使得資本必須不斷採納新的技術、嘗試新的管理形式,拓展新的全球空間,來收編和俘獲這些抵抗,不過,也為不斷到來的全新抵抗開闢了條件。

非物質勞動跟60年代的世界性的資本主義危機和轉型密切相關,各種「反對」的力量彙集到一起,不斷試驗新的技術文化形式:搖滾樂、嗑藥、數位化機器。這些遙相呼應的反抗動搖了舊的權力,卻創造了新的權力:激進的反文化主題被調教成新的商品、協作風格、和政治信條。

我們很少意識到,電子遊戲正是源於60年代激進反文化的創制,並在其後被收編為一種新的商業模式。

1972年,未來學家Brand在滾石雜誌上寫了斯坦福人工智慧實驗室裡的「午夜驚魂」,每到後半夜,實驗室裡總是群魔亂舞,浪費雇主的電腦,玩他們自己設計的電腦遊戲,Spacewar。有趣的是,這些最早的遊戲設計者們都是美國軍事工業聯合體(U.S. mil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雇員。作為最早的非物質勞工,這些技術精英在冷戰背景下被國家徵召,他們工作在各個大學的電腦實驗室裡,為準備與蘇聯人的核戰爭承擔計算和模擬工作。他們是當時唯一懂得擺弄這些全新的數字機器的人,因此軍方容忍了這些勞工一定的越軌性行為(transgression),以便發現新的技術創新。編寫遊戲,就是這越軌的一部分。

這些人被一個叫Tech Model Railroad Club的組織聯合起來,他們開始管自己的行為叫「hacking」,相信一個合作的烏托邦世界,在那裡人們分享資訊,而不考慮產權問題。通過軍方的ARPNnet,Spacewar之類的遊戲迅速繁殖,不同的作者加入特性和圖形,這是最早的關於「開源開發」的例子。這些激進的數字試驗毫無疑問跟當時的吸毒反戰之類的學院反文化勾搭到一起。軍方設在學校的電腦實驗室就是用來協助戰爭的,可在裡面工作的學生要反戰......玩spacewar的玩家們通過遊戲聯合起來,參加反戰和其他類型的抗議活動。在那些夜晚,當hacking meet New Left,駭客就與激進政治走到了一起,電腦成了為人民賦權的武器,伯克利的程式師們成立了三藩市人民電腦公司(SF people's computing company),他們的理念是,「把軟體免費給人民,任何人都可以做他們想做的事」,他們起草了第一份遊戲DIY手冊裡,舉辦「遊戲之夜」,眾多spacewar的後繼者被設計出來,並免費分享。

1972年,恰恰是一個向後工業社會的轉捩點,諷刺的是,駭客們用遊戲將他們自己從五角大樓的核戰世界中脫獄(deterritorializing)出來,卻不經意中鋪就了一條為資本製造全新商品的道路......

逮個正著(you are about to be captured)

1979年,已經進入了電子遊戲的黃金時代,遊戲廳(arcade)和第一代卡帶已經在美國風靡。有個叫Robinett的極客程式師,非常苦逼夜以繼日的設計了一款遊戲,他的母公司已經被一個大的傳媒集團兼併了,這哥們沒日沒夜地幹,結果公司遊戲發行的時候,公司拒絕把榮譽歸設計者,甚至拒絕在遊戲盒上寫上Robinett的名字。於是這哥們在最後關頭做了個手腳,在遊戲裡一個暗黑墓穴的深處,他code了個一個圖元的小星星,如果玩家觸動這個機關,就會進入一個遊戲中的密室,在密室的一堵牆的正中央刻著幾個大字「Robinett作品」......沒人發現這個密室,等到公司想要召回賣出去的上萬個卡帶,就為時已晚了。

Robinett的傳奇故事,被認為是在遊戲文化史上的第一個「彩蛋」,從此以後,遊戲設計者在遊戲裡放置彩蛋成了一種潛規則,一般玩家在那裡都會遇到遊戲設計團隊,然後跟你抱怨一下老闆有多麼沒人性。這個故事正表明了資本是如何把駭客傳統的電子遊戲轉變成一種依靠新勞工的盈利產業。

Spacewar之後十年,遊戲產業就達到了60億美元的規模,跟當時的音樂工業等量齊觀。當年對抗美國軍事工業聯合體的反文化,變形為一種新的電子文化,裡面混雜了數字烏托邦的「加州意識形態」和羅奈爾得雷根為標誌自由市場主義。在遊戲領域,這個過程是靠一家叫Atari的公司完成的,也就是上文提到的苦逼程式師Robinett的雇主。這家公司靠計算科學和娛樂工業起家,也正是這兩個領域奠定了電子遊戲的未來。在不到十年內,Atari就成了合眾國歷史上」增長最快速的公司」。在1970年代的經濟危機中,像汽車工業這樣的傳統美國經濟都萎靡不振,資本正要尋找一套以靈活創新的企業家精神為先導的新戰略。於是,Arati的技術創新正處在方興未艾的矽谷電腦文化之核心。約伯斯出道前就是Arati公司一個做遊戲的小程式師,蘋果的另一個創始人Wozniak也跟這家公司合作過。

當年的學生運動拒絕那些在工廠和辦公室裡給國家戰爭機器賣命的重複性勞動,而Atari吊詭地利用了學生們的「拒絕幹活」,反倒成了他商業成功的關鍵。Arati的哲學是「work smart,not hard」,還創造了很多新的管理方式:水準化、無科層、小團隊(你想設計哪個遊戲就加入哪個團隊)、績效工資、甚至允許嗑藥和酗酒,總之一句話,Arati承諾「像玩一樣工作play-as-work」,可反文化與公司資本主義的結合很快就出了矛盾。從一開始,想要平衡好這個玩與工作的公式就不容易。Atari同時做硬體和軟體,在程式師隨心所欲的「非物質勞動」風格,和生產線上組裝街機硬體、拿著最低工資的工人之間,不可避免的存在一種張力。生產線工人想成立工會,結果被剿滅了......

1978年,為了融資開發新的主機,Bushnell把Arari賣給了媒體巨頭華納。收購後不久,這個Arati的締造者很快成了第一個犧牲品,因無力控制那些」無政府主義」的勞動力,他被炒了魷魚,華納空降了一個紡織行業出身的職業經理人過來。緊接著就是傳統的資本主義管理方式和這些非物質勞工的劇烈衝突,一場「西服和馬尾辮之間的南北戰爭(a civil war between suits and ponytails)」。各種小規模的抗議此起彼伏,從惡搞短片到T恤,還有我們上文提到的Robinett放在遊戲裡的彩蛋。

有趣的是,反抗使得電子遊戲產業進入新階段。大量Atari的雇員開始單幹,開發基於Arati主機的遊戲卡。Arati的主機是賣白菜價,然後靠賣軟體來掙錢的,因此這些獨立公司的空手套白狼就威脅了Atari的生存,於是Atari展開無休無止的訴訟來告這些前雇員。但小公司如雨後春筍,根本就告不過來,電子遊戲產業進入了一個新時期:遊戲開發作為第三部門開始與主機生產分離。到1982年有50家公司成產基於Arati主機的遊戲,作為駭客文化遺產的山寨軟體充斥市場,品質控制無從談起。連好萊塢的工作室和大型玩具廠商也摻和了進來,不過都以慘敗告終。

到了1983年,管理、勞工、過度生產、盜版等問題使得Arati瀕臨破產。玩具店和遊戲廳裡,Arati的主機變成了過時的玩意。過剩生產的遊戲卡被推土機成噸鏟進垃圾堆,就像其他的音像製品垃圾一樣。北美遊戲產業在數字資本主義的第一次波動中完成了自我毀滅,而.com公司即將接過接力棒。Atari們地將非物質勞工的」天才」轉換成了商品,卻沒能找到組織和規訓這種勞動的方式。這個任務的完成將來自美國本土以外的地方----遙遠的亞洲。

新人類的媒介(media of a new humankind)

「第二次珍珠港、外敵入侵、黃禍」......來自東方的新的遊戲主機在80年代滲入美國人的家庭、心靈、和思想。數字遊戲被來自東亞的非物質勞動拯救了,同時引來的是美國兒童的狂熱和資本家的「保護主義恐慌」。自1985年起,任天堂、世嘉、索尼三家公司先後進入美國市場,新的主機,新的遊戲,電子遊戲進入了「瑪利歐大戰索尼克」(任天堂和世嘉最成功的遊戲系列)的時代,當然還有90年代崛起的索尼的PS,現在已經成為全世界頭號遊戲主機生產商。

電子遊戲的第二次復興引人矚目,不止是因為其來自美國以外的地區,更是因其來自一個曾經歷過美國毀滅性打擊的地方。這次遊戲不是被軍事工業聯合體拯救,確是被它製造的原子彈的受害者拯救了。在後廣島時代的「斷裂、失敗、和絕望」中成長起來的這些公司,反而助推了美利堅資本的「跨國化」(internationalization)。任天堂靠著把迪士尼卡通人物印到紙牌上起家、世嘉靠倒賣街機、索尼的創始人戰時是個武器專家,戰後開了電子廠修理二戰時被美國炸彈炸壞的收音機,後來做電鍋和消費電子元件。美日戰後關係的有趣之處在於,戰敗者靠學習勝者的技術文化創新而勝之。日本戰後的工業重建到了70年代已經開始走下坡路,政府即提出「後工業社會」作為其政策指導,資助第五代人工智慧技術的開發,意欲製造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機器人工業,將日本變為全球賽博試驗場。

在這樣的背景下,電子遊戲產業迅速上位。南夢工(Namco)等公司早在70年代就獲得Atari的許可證生產遊戲主機,隨後本國遊戲開發商迅速崛起。到了70年代末,「東京的大小保齡球館、彈珠機店、甚至菜園子全都變成了投幣電子遊戲廳」。

與美國那些由電腦工程師發起的遊戲相比,日本遊戲的藝術性有了一個大的轉變:它給遊戲帶來了第一個有身份的主人公(identifiable character)、圖畫、和故事。這些東西恰恰來自一個獨特的本土傳統:日本動漫(manga)。跟美國的駭客文化一樣,日本動漫是個「可疑的亞文化」,它在日本的「戰後一代」年輕人中達到風靡的程度。這代人被叫做「新人類(new humankind)」,與廣島創傷的一代不同,在風起雲湧的60年代,這代人的思想成了日本學院激進主義的溫床:馬克思主義、反越戰、反核,一應俱全。在那個時代,作為「邊緣藝術」的動漫,成了文化青年的民主媒介。有賴於輕便便宜的膠版印刷和影印技術,城市移工和激進學生將動漫變成了地下文化經濟,激起了像美國一樣的政治左翼思潮。

同樣的故事再次上演,電子遊戲吸納了manga設計師的天才,就像美國遊戲產業撲殺了電腦愛好者一樣。動漫簡單的風格特別適合那個時代低解像度的遊戲畫面,manga風格影響了幾乎所有著名的遊戲設計師。靠「技術民族主義」的國家機器大力支持起來的日本媒介產業,實際上「製造了一種戰後日本青年的新的智識和審美趣味,即製造了一個新的市場」。自80年代中期,manga從一個」反建制」的媒介被改造成」親建制」的媒介(在此商業吸納後,業餘manga被扣上反社會的帽子,被稱作manga禦宅族或怪胎)。

小日本比美國人更好地解決了非物質勞工的控制問題。他們意識到了設計師原創性的重要性,並將「剃刀與刀峰(razor and blades)」原則發揮到了極致:以低於成本價的價格搭售主機,靠賣遊戲卡帶賺錢。他們將最有天賦的設計師做成品牌,名人化,印在遊戲的顯著位置。索尼克和瑪利歐這樣的經典形象也成了行銷的利器。任天堂還從Arati的失敗中吸取教訓,花了更多的精力在品質控制上,包括跟設計師簽訂事無巨細的保密協議、花大價錢打擊盜版。為了完成這些,任天堂一方面實施嚴格的技術封鎖,另一方面成立了一個臭名昭著攻擊性極強的法律部門。

可以說電子遊戲在日本的發展第一個見證了戰後美國全球文化霸權的去中心化,導向了一個更加複雜和彌散的資本主義秩序。

玩工(Playbor force)

最後讓我們進入「玩工(playbor)」的領域。玩工顧名思義就是將傳統意義上的玩家(player)看做非物質勞工。不同於卡帶遊戲,電腦遊戲的特點是基於網路的開放架構,這很容易孕育出使用者生產內容的「參與式文化」。非物質勞動的理論家們提出,這種智識和情感勞動的特徵之一是工作與休閒之間界限的模糊。Tiziana Terranova指出,「免費勞動(free labor)」是數位時代文化工業的主要勞動形式,它依賴於粉絲的興趣和使用者生產內容(UGC)。Julian Kuchlich創造了玩工(playbor)這一概念,來描繪這種工作和娛樂的雜交。對於電腦遊戲而言,四種playbor以時間次序出現的玩工將被討論: 微開發 (microdevelopment),改裝(modding),多人線上網遊( MMOs),和遊戲引擎電影(machinima)。

電子遊戲最早就來自駭客文化的免費發明,隨著遊戲產業的發展,資本繼續吃著遊戲開發者的免費午餐。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家喻戶曉的俄羅斯方塊(Tertris)。這款遊戲的開發者是蘇聯時代莫斯科科學院的一個雇員,Patjinov。他80年代在業餘時間用學院的機器開發了這款遊戲,後來由Patjinov的一個16歲的駭客朋友改編成IBM機相容版本,自此這樣一款開動腦力的小遊戲在這個行將就木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電腦實驗室裡廣泛流傳。在冷戰結束的年代,俄羅斯方塊則成了投機資本的戰利品:一個匈牙利黑市商人將遊戲的「版權」賣給了Robert Maxwell的不列顛媒介帝國,此後引發了一系列版權爭端,最後形成了一個詭異的三方(Maxwells,Arari,任天堂)爭奪智慧財產權的局面。最終日本人贏得了俄羅斯方塊,並把它做成了掌上主機Game Boy的旗艦產品。Patjinov從這款遊戲中一無所獲,後來移民去了美國,供職於任天堂,不過再也沒能回復當年俄羅斯方塊那樣的天才。他和他的遊戲,就像整個蘇聯所經歷的私有化一樣,隨風而逝。

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前仆後繼,渴望實現Patjinov最終所取得的聲望。設計遊戲,對於嫺熟的數字宅男來說,是一個逃離單調乏味工作的出口。很多「車庫青年」因獲得風投而成為了著名公司的CEO,給他們自己和同伴帶來了金錢和榮譽。但在這些成功的背後,靠的是一個不可見的非物質微創新的發酵過程。這是個一將功成萬骨枯的買賣,大部分人失敗滅亡了。他們為新工業的崛起提供了海量的免費創新,少量的成功者被選中,飛黃騰達。

成功的公司越來越多的依賴網路化的非物質勞動,這些勞動發生在工作室以外,一個例子就是改裝黨(modding),就是玩家編寫遊戲代碼,改變角色外觀、增加武器、創造新的任務,甚至直接用舊的遊戲引擎編寫全新的遊戲出來。這些改裝黨通常是這款遊戲的發燒友,改裝的作品也都是在圈子裡免費傳播,他們創造自己喜愛的場景,等級,和故事情節。(這個跟star trek的女粉絲群體的同人故事也有相似之處)不過,這些不知疲倦的免費勞動,給遊戲公司帶來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新池」(voluntary pool of production)。公司的HR會迅速挖掘優秀的改裝者,然後致電他們,許以工作機會。

經過改裝後的遊戲比公司做的原版要好玩的多,也更成功。《半條命》是valve公司的一款射擊遊戲,一個來自加拿大的電腦系小夥,是個越戰移民的兒子,把半條命改裝成了反恐精英(counter-strike)。半條命口碑一般,而反恐精英卻成了一款風靡世界的第一網遊。加拿大小夥因此成了valve的雇員。十年內,遊戲發售的時候配置開發者工具箱(editing tool kit)成了一項標準配置,如果一款遊戲沒有配備開發者工具給玩家,基本上一定會得到惡評。自此,遊戲公司常規化地招安成功的改裝版和開發團隊,有時還主辦改裝大賽,輔以豪華現金獎勵。

一個更大規模、更複雜的對玩工的徵用是大型多人線上網遊(MMOs)。MMO的前身是「泥巴」(MUD multiuser domain是)。泥巴是開源開發、基於文字的免費網游,在程式師和電腦愛好者之間傳播,題材大都是「龍與地下城(Dungeons and Dragons)」系列相關(注:後來華人互聯網界也開發了一款基於金庸武俠的MUD俠客行)。後來網遊公司將MUD圖形化,MUD就變成了MMO,變成了需要付費的商品,由此,你需要付錢去進入那個充滿奇幻與魔法的大陸,扮演一個擁有超能力的勇士。

網遊可以被「售賣」的內容除了遊戲公司用代碼創造出來的奇異大陸,更重要的是來自玩家們在遊戲中創造出來的千奇百怪的社會關係。因此,網遊是遊戲公司和玩家共同創造(co-creation)的商品。

(因此,網遊不像單機遊戲一樣可以被「盜版」,因為其內容來自玩家,你必須付費連入遊戲公司提供的伺服器,和其他玩家在一起,才能獲得遊戲的樂趣。這也是中國互聯網產業在第一次.com泡沫後能借助網游復興的秘密所在。在此之前,因為盜版的存在,在中國開發單機遊戲基本上沒法掙錢。當然,在網遊發展早期,尤其是在中國,隨著玩家的快速增長,「私服」大量出現,私服老闆架設伺服器,通常一兩個月就能掙幾十萬,盛大這樣的公司後來是重拳法律干預,通過國家機器把私服都幹掉了,這在中國網遊發展史上是一段很重要的歷史。)

既然是共同創造的產品,到底是「公司」還是「玩家」統治網遊世界,就成了一個經常被討論的問題,很多對於「虛擬世界」的技術樂觀主義言論都來自於此,但是,在網遊中,玩家與公司的確存在衝突、抵抗、但更多的是合作、收編,作為商品,網遊還是控制在遊戲公司的手裡,玩家更多的是作為工人為公司生產了利潤。

最後一種形式的「玩工」是遊戲引擎電影(machinima),顧名思義,就是玩家用網遊的遊戲過程剪輯做出來的小電影,中國的《網癮戰爭》就是最好的例子。而在此之前,一些競技網遊比如星際、魔獸的比賽錄影,早就被配上解說,在網上傳播。遊戲電影裡面的抵抗與收編,也是很有趣的議題,特別是在中國語境下,像《網癮戰爭》這種東西,不僅罵了開放商和運營商,還罵了政府和醫療機構,十足具有複雜性。

回到勞動(Back to work)

在電子遊戲歷史的起點處,玩遊戲是對工作的拒絕(refusal of work),是用閒暇、享樂、創造性來拒絕按時上班、規訓、和努力工作。一開始,遊戲只在遊戲廳和家庭空間裡,但當電腦遊戲和網遊進入辦公室的時候,老闆們把遊戲看做腐蝕勞動力的頭號敵人,因此很多遊戲在開發的時候特意體貼地加入了「老闆鍵」,幫助白領們逃脫老闆的監控。

但是隨著遊戲文化的深入發展,公司反而在21世紀將遊戲轉化為管理和培訓員工的利器,成為了發展勞動力的手段。這個走在最前面的要數美國軍方五角大樓了,眾多的戰場和武器模擬器被開發出來,用於訓練士兵和飛行員等。有一些公司在招聘的時候用遊戲來考察員工的應變能力。

到了2007年,將「遊戲用於工作」這件事本身成了一項產業,corporate e-learning的市場規模在美國達到上百億美元,遊戲越來越多的被整合進電子招聘、人格測試、認知能力測試、職業規劃等專案中。一些研究甚至宣稱,在工作場所適當玩遊戲有助於提高工作表現(這個google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他們給員工提供的遊戲室在業界很出名)。

一些公司進一步利用遊戲開發新的勞動形式,新的臨時(precarious)的非物質勞動力,比如有公司推出給照片加lable的遊戲,通過玩家人工判斷的海量遊戲資料來改善搜尋引擎的演算法(這個豆瓣現在的音樂遊戲也是個例子,給聽到的歌加lable,然後系統根據你自己的lable給你匹配好友,滿足玩家的交友功能,同時公司後臺利用免費勞動產生的label資料改善自己的豆瓣電臺的演算法)。

更激進的一些嘗試,試圖「偷取玩家傾注在虛擬世界的注意力用於商業用途」,比如,醫藥公司嘗試將真實病患的X光片植入MMO網遊,讓玩家共同來尋找和判斷腫瘤。也有一些實驗利用遊戲讓玩家幫助攻克科學難題,詳見(Video gamers take on protein modellers - September 18, 2011 http://blogs.nature.com/news/2011/09/tk.html)

電子遊戲,正在從最開始服務於童年的天真和青年的放任,轉而回歸到勞動領域的核心。最後,我們需要重新理清非物質勞工和勞動的特徵,和我們的理論關涉。

我們決不能忽視體力勞動在遊戲產業中的地位,但跟流水線工人相比,關於遊戲的非物質勞動的確有幾個明顯的不同之處需要指出:

  1. 高度的交流與協作(a high degree of communicative cooperation)
  2. 網路技術(use of networked technologies)
  3. 勞動與休閒界限的模糊(the blurring of the line between work and leisure time)

照Hardt和Negri的說法,這些形式的非物質勞動正在成為「帝國」時代「霸權性」的勞動形式,這並不是說物質勞動不存在了,而是說非物質勞動的這些特徵正在重塑傳統的勞動形式、生產新的物質勞動、和重塑日常生活、生產新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像「知識勞工(knowledge labor)」這類概念只是描繪了一個精英階層,「非物質勞工」發現了現代社會更廣泛的人群捲入勞動的方式,不只是勞資雇傭形式,更是日常生活中沒有工錢的各種生產性活動。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非物質勞工這個概念不僅關心當代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它更核心的理論關涉是一個政治議題:反抗、或另一個世界的可能性。非物質勞動研究的一個前提是「反抗是否會積極主動地改造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當資本越來越深地依賴於這種非物質的勞動和商品,資本自身也就極不明智地創造了通往自主性的工具(比如modding),同時變得越加脆弱(比如盜版),儘管這些影響如今還是曖昧不清的。我們這個電子遊戲的歷史所呈現出來的,也就是自主性的創造力和資本主義收編之間的鬥爭史。這個衝突在遊戲的歷史上有三個主要的路線:

  1. 商業對駭客和動漫藝術的徵用,為跨國電子遊戲產業提供了基本的勞動力,創造了電子遊戲這樣一種商品
  2. 各種類型的免費「玩工」深入捲入遊戲的各個生產過程,為遊戲工業創造新的利潤空間
  3. 商業將遊戲收編進勞動力再生產的過程,為資本主義勞動力提供訓練和模擬。

從紐約到東京、從莫斯科到北京,電子遊戲正在成為「帝國的媒介」,源源不斷地激發、動員、訓練、榨取著這個星球上新的勞動力資源。這段歷史,是以工人階級英雄瑪利歐開始的,可這確是一個瑪利歐無法戰勝老闆的遊戲。作為非物質勞工的瑪麗奧和公主們是否還有重獲自由的可能?這正是這本書要回答的問題。

參考文獻:Dyer-Witheford, N., & de Peuter, G. (2009). Games of empire. Global Capitalism and Video Gam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山明水秀必定樓價高企?土地問題還是地產問題?

$
0
0

早前,梁錦松出席論壇討論香港發展,提到社會可討論改變郊野公園用途而用以興建房屋。此論點不算新鮮,卻再引起社會爭議,尤其是梁錦松被視為下屆特首的熱門人選之一,他對港人最關切的房屋土地問題的意見最為關鍵。

可惜,梁錦松的分析不但弄錯基本事實數據,也把問題簡單化為「要山明水秀則要樓價冠全球」的對立,更是漠視房屋問題的核心「要地產霸權則會民不聊生」的事實。若然他真的成為未來特首,實在令人擔心。仔細分析梁錦松的說法,便知道當中的資料數據並不準確,身為精於數據分析的前財政司司長,實在令人質疑他有多熟悉土地房屋議題。首先,梁錦松指有人提出,郊野公園與居住土地的比例掉轉,即40%用作居住、35%用作郊野公園已算不少,35%的比例多於全球所有大城市;然後又指5%的增加土地大約可住100萬人;更提出香港發展成1000萬人口城市的說法。

不掌握土地數據 信口開河當秘笈

不過,根據規劃署「香港土地用途2014」資料,全港土地面積為1110平方公里,當中其他用地佔590平方公里,住宅佔77平方公里,即包括私人住宅(26平方公里)、公營房屋(16平方公里)、鄉郊居所(35平方公里);而漁農自然護理署資料則顯示,2014年3月,全港約443平方公里土地,已劃為24個郊野公園和22個特別地區(例如果洲群島、大埔滘自然護理區),其中郊野公園佔絕大比例【表1】。因此,本港的郊野公園所佔比例,約佔全港土地40%,但住宅用地只佔不足7%,實在不知梁錦松引用的數據從何而來?

此外,根據統計處資料,2014年底,香港人口為7266500,住在77平方公里之中,非常粗略而言,即每1平方公里住宅用地便大約住了10萬人;以此推算,要多住100萬人,便需要多10平方公里土地,佔本港用地約1%,而非梁錦松所指的5%土地。

事實上,梁振英於競選期間已多次提出1%多住100萬人的說法,亦曾吸引到不少支持,只是當選後才「突然」發現困難重重。當然,筆者並非如此主張,只是質疑梁錦松的說法欠缺根據,而這種說法非常粗疏,亦不算科學;也如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多次指出,郊野公園的土地大部分不適宜發展平民房屋,因而無法降低樓價,而且成本很高,破壞環境等保育問題更是不用多說了。

更大的問題是,為何要香港發展成為一個1000萬人口的社會?有沒有足夠配套、合適的房屋、福利支援和就業機會?港人能否住得更大、樓價租金會否更便宜?會否產生更多社會矛盾?若只以經濟發展的角度出發,一廂情願地大量增加人口,也無法紓緩梁錦松自己提出的「上樓無望、上流困難、上位無門,惟有上街」的問題,社會矛盾只會愈演愈激烈,對香港的社會發展並無好處。

發展郊野公園,無論陳茂波、梁錦松或政府等人的說法仍然比較保守謹慎,例如「是否不能碰、不能發展」、「稍為調整」、「可以商討」等,似是試試社會水溫。其實,發展郊野公園不但可行性低、成效有限、破壞環境;即使再退幾步討論,發展很可能須要面對修例、城規會討論、公眾諮詢等,動輒需時數年或更長時間,不可能是中短期便可處理房屋問題的政策。或許,這根本是沒有評估其可行性的「信口開河」,以便回應一下所謂「土地問題」。

地產霸權 抑或 民不聊生

事實上,梁錦松所說的「要山明水秀則要樓價冠全球」是假對立的偽命題。近年梁振英把房屋和不少民生問題歸咎於「土地問題」,也只是轉移視線,真正的核心在於「地產問題」,只是政府高官從來不願正視或公開承認。

香港嚴重欠缺土地嗎?為何政府仍可不斷賣地?賣地收入多得庫房水浸,再每年派糖,而中產和上層受惠往往比基層多,今年度退回差餉77億元,業主袋袋平安。公營房屋的用地效率比私樓和豪宅高,少賣幾幅地、少派點糖,興建多幾幢公屋好嗎?賣地比例又可否「稍為調整」?樓價高企,設立房產稅限制囤積物業、釋放單位,又「是否不能碰」?

土地不足?那為何仍要預留近千公頃土地興建丁屋?為何不發展高爾夫球場?為何在全港市民住得水深火熱之際,仍要維護特權階級的利益?更是不斷縱容「套丁」等炒賣丁屋行為?160平方米或以上的私人住宅空置率長期高於10%,還用繼續撥地興建這類豪宅單位嗎?市建局重建回收的土地能否不建豪宅而改建公屋?如何減少各大地產商的囤積土地?高地價政策,以致租金高企、物價上漲、小店倒閉、民不聊生,能否「稍為調整」?以上種種問題,「是否不能碰」或「可以商討」?這些才是政府高官、社會賢達應與市民認認真真討論的問題【表2】!

說到底,是政府選擇了發展地產、偏袒權貴,那不是「土地問題」,而是「地產問題」;真正的對立,不在於「要山明水秀則要樓價冠全球」,而是「維護地產霸權則會民不聊生」。政府要緩和社會矛盾,必須作出選擇。

陳紹銘
影子長策會成員、香港政策透視執委、社工復興運動成員

本文刊登於2015-11-9《信報》A21《山明水秀必定樓價高企?》


「港女」參選鵝頸挑戰民建聯 冀改善社區問題

$
0
0

(獨媒特約報導)灣仔區議會一向以「深紅」見稱,今屆區議會選舉更僅有1名傳統泛民政黨候選人出戰,變相令一眾「傘兵」成為焦點。34歲的灣仔街坊何詠嘉辭去銀行正職,放棄平穩生活,在提名期最後一日,報名出選灣仔鵝頸區,硬撼去屆自動當選的民建聯鍾嘉敏。她批評對方為「消失人口」,地區工作建樹甚少;明言自己要改變社區:「選到入去唔會坐係到嘆冷氣。」

自稱「港女」 參選是要做好件事

以「蛻變由我們的社區開始」作為競選口號的何詠嘉是土生土長灣仔居民,曾到加拿大留學,之後回港從事銀行工作。她指父母管教甚嚴,一直期望她安份守紀,穩定過活:「即係好似一般香港女仔咁,做工呀,然後搵個人嫁咗佢,咁就完滿啦」。她表示自己「都曾經咁諗,是港女無誤」。

她坦言曾擔心家人對於她參選的看法,所以參選都是「先斬後奏」,直至成功報名後才敢向父母交代。她指母親思想較開通,反而「唔想有人搞事」的爸爸常有微言。她希望透過選舉向爸爸說明「自己唔係搞事,而係做好件事」,讓父親可看到年輕人有理想的一面。

DSC_8551

我不是「傘兵」

對於被稱為「傘兵」,何詠嘉表示感到困惑,更稱「其實我真係唔係由雨傘(運動)開始」。她「澄清」2012年時反國教事件才是其政治啟蒙時刻,「我細個老師教係要諗嘢,唔係比個答案我」。

80後的她坦言國民教育最令她感到憂心,是因為牽連到社會的下一代,「其實我都差唔多適婚同生小朋友,但我地嘅下一代係咪喺一個我地想嘅環境成長呢?」她又認為應要拋開「傘兵」的標籤,指現屆政府多次施政失當,才是激起人民走出來的原因,「可能區議會係雨傘(運動)之後第一個試煉場啦,其實好多人已經好早留意緊(區議會)」。

DSC_8566

「真落區」接觸選民 稱絕不開空頭支票

灣仔區舊樓及私人大廈林立,鵝頸區人流更是全灣仔區最稠密的地方。政治新手要接觸選民有一定難度,何詠嘉表示要頻頻落區,爭取與市民溝通的機會,向他們解說政綱:「其實最係緊要係俾佢地知道你會做咩」。她現時每日早上7時開始擺街站派傳單,一日三更。

有街坊曾質疑的辦事能力,「你得唔得架?你知唔知好難做嫁?」,但她認為這正正反映區內問題根深柢固,固有做事方法已不合時宜,議會及社區同樣需要新思維。

她強調區議員絕不能對選民開空頭支票,因此每項政綱都是經過深思熟慮,自覺有能力做到才寫出,「唔會係到寫做一個大型基建,唔會寫做一個綜合大樓,呢啲要同區會、其他部門接觸先有機會做到,一個小小區議員係咪真係做得到?」

Chung

鵝頸「染紅」近六年

鵝頸區現任區議員為民建聯的鍾嘉敏,選區在1994年起設立,民建聯孫啟昌勝出後,在1999年連任。但孫啟昌在2003年不敵前民主黨成員李繼雄,孫啟昌在2008年時「死灰復燃」被當局委任作委任議員,更成為應屆灣仔區區議會主席。

而鍾嘉敏則在2007年出選鵝頸,以不足200票敗給李繼雄。及後李繼雄因詐騙及行為失當罪成入獄,喪失區議員資格。鵝頸區於2009年補選,報稱是「中心主任」的鍾嘉敏捲土重來,成功「坐正」,高票擊敗社民連的季詩傑,更於上屆自動當選。

何詠嘉及鍾嘉敏在政綱上均主張改善區內衛生環境、交通路線及關注區內人口老化的問題。但對於空間運用,二人就立場迴異,何建議要善用區內公共空間,推動文化表演活動,鍾則指要「擁抱我們的維港」,實現全民海濱的願景。獨媒記者曾多次嘗試聯絡鍾嘉敏作回應,但均未獲回覆。

DSC_8565

不滿現任區議員冇影 自救社區

何又指現時灣仔區看似繁榮,但其實問題叢生,首當其衝是衛生環境問題:「無論日夜,都會見到啲曱甴老鼠,仲要唔驚人」。她指自己十分懼怕曱甴,在參選前亦曾經以市民身份向時任區議員鍾嘉敏反映問題,但竟一直無法聯繫對方。何形容對方為「消失的區議員」,地區工作「唔見影」,在無法忍受之下遂興起參選的念頭,「都搵唔到咁即係冇人搞啦,必要時咪出嚟選」。

記者:周頌謙、麥馬高

慌張西望・仇視動物為娛樂

$
0
0

最近留意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當市民遇着動物時,都愛加上一個「野」字, 而這個「野」字,卻是帶着貶義或仇視的含意。昨晚,看到大台的一個娛樂節目,以猴「患」無窮作標題來開場,主持每見猴子與野豬出現,那有如見鬼般表情,再加上慌張西望的身體語言,帶給觀眾的訊息只有一個,這些動物——很!可!怕!。動物做錯了甚麼? 胡亂餵飼、改變牠們覓食習慣的市民才是原兇,但媒體卻偏偏選擇去醜化不懂說話的猴子與野豬。

早陣子,我與義工們在郊野公園附近擺街站,派發有關野豬的資訊 ,當日與不少市民就野生動物的議題交流討論,最常聽到這樣的說法:

「野豬嘛,具有攻擊性,會傷害人啊。」

「聽聞野豬會咬人的呀,好兇惡。」

早前到郊外遠足時,遇到山上正在漫步吃草的牛群,當時有經過的行山人士一臉驚慌的叫道:

「呢啲野牛嚟,會唔會攻擊人架?」

我按耐不住的說:「牛群只是平和的在棲息地覓食,只要不騷擾牠們又何需擔心被攻擊呢?」

「野」不是罪,為何總要把牠們聯想成好勇鬥狠的野獸?牛隻本性馴良,就因為身軀龐大而變得可怕?同樣野豬沒有傷人的舉動,亦沒有市民被其攻擊,而是由各方多年來塑造出來的形象,兇惡野豬已根深地植入市民腦袋,面對這種謠言般的指控,我以問題來回答市民:

「從有關野豬的報導中,受傷甚或死亡的,是野豬還是人?」

「又有沒有看過一些報導是涉及野豬攻擊人的呢?」

幾位市民都不約而同地一致回答:「傷亡的都是野豬啊,牠們攻擊人的個案又確是沒有呢!」從事實中能找到最實在的答案,野豬是否真的如傳聞般的具攻擊性,會主動傷害人,還是處處被傷害、被抹黑,早已有分曉。野豬,只是活在「野」的動物,而非大家口中的「野蠻」惡豬。

在郊外,動物的存在是很正常的事,但卻有很多市民會用一種恐懼甚至厭惡的眼光去看待牠們。或許,城市人多年來已習慣了活在四面圍牆的石屎世界,與大自然的距離越來越遠,除卻家中的寵物外,其他的動物都變成了奇怪可怕的生物,不管是在街上、山上的,都用一個「野」字去代表。「野」的本義是活在郊野的意思,但不知從何時起,城市人眼中的「野」變了質,就連社區上的貓狗,也常被冠以野貓、野狗之名。活在石屎圍牆外的動物, 都被離地的城市人標籤為「野蠻」國度的異獸。

當大家面對野生動物走入社區而大呼小叫的同時,又可曾反思是何因由?城市的過度擴展,動物的棲息地被不斷開發、破壞、侵佔,盲發展令牠們的生存空間急劇收窄,生活變得更為艱難,郊野邊界模糊化而迫使牠們走近人類。最近更有人提出將郊野公園土地開發來興建住宅,以求舒緩房屋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這將會是動物與生態的一個大災難,把大自然與動物推向毁滅的邊緣。城市發展把動物引到我們的身邊,但當我們的動物權益意識沒能緊貼發展的步伐而提升,就連電視媒體也以仇視動物為娛樂題材,製造更多的矛盾。城市人與動物間的距離,看似這麼近,卻是那麼的遠。

歧視源於誤解——沒有種族,只有階級的荷蘭打比

$
0
0

文:吳能鳴

本週日荷蘭甲組聯賽迎來的是重量級的荷蘭國家打吡(De Klassieker),飛燕諾對阿積士,主場出戰的飛燕諾只能與阿積士賽和一比一,仍然落後榜首的阿積士三分,排列聯賽榜的第三位(筆者按:同日PSV燕豪芬主場擊敗烏德勒支,以一分壓倒飛燕諾升上聯賽榜第二位)。誠如筆者的上篇文章提到敵對球會對阿積士猶太身份的歧視是源於誤解,但飛燕諾對阿積士的敵視卻是真實的;飛燕諾對阿積士的荷蘭國家打吡的不但是兩支大球會之間較量,更加是階級的矛盾、關乎生死故事。

城市到階級的矛盾

阿姆斯特丹,荷蘭的首都、阿積士的所在地,是荷蘭商業及金融的核心,亦都是國際企業設立總部的熱門地,同時亦是歐洲其中一個最著名的旅遊城市,阿姆斯特丹的人口大多數是中高收入的資產階級,他們代表著的是荷蘭最繁華、時尚的一面。與阿姆斯特丹相反,飛燕諾所在的鹿特丹卻是截然不同的城市,作為荷蘭第二大城市,鹿特丹沒有如阿姆斯特丹一樣的運氣,從另一角度來看,或許是鹿特丹成為阿姆斯特丹的犧牲品,免受戰火破壞。在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希特拉為了迅速佔領荷蘭,威脅荷蘭政府在限時內投降,否則就會派出旗下最精銳的納粹空軍(Luftwaffe)對鹿特丹進行轟炸,荷蘭政府並沒有在限時內投降,鹿特丹隨即遭受地毯式轟炸,轟炸後的鹿特丹幾乎被夷為平地,荷蘭政府因擔心其他城市會步上同一下場而向納粹德軍投降;在戰後重建的鹿特丹發展為荷蘭最大的工業城市,人口以低下階層的工人及低收入的移民為主,兩城之間的階級差距亦日漸明顯。

階級到球會的矛盾

社會的階級分野逐漸在綠茵場上浮現,在米高斯及告魯夫的帶領下,代表資產階級的阿積士以Total Football踢法在70年代三度稱霸歐洲賽場(1970-73年三奪歐洲杯冠軍),但世人卻或許忘記了首支奪得歐洲杯冠軍的荷蘭球隊是代表著工人階級的飛燕諾;如果阿積士70年代的阿積士的代表領隊是米高斯,飛燕諾的代表領隊則是奧地利領隊Ernst Happel,球員時期的Ernst Happel司職後衛以體力化、強悍加上出色的戰術執行能力而聞名,而在他領導下的飛燕諾亦延續他球員時代的踢法,嚴密的防守配合精密計算的戰術為飛燕諾在決賽擊敗由蘇格蘭其中一位最偉大的領隊Jock Stein帶領的些路迪,贏得1969-1970年的歐洲杯冠軍,亦是首支奪得該項比賽冠軍的的荷蘭球隊; Jock Stein賽後亦都指出Ernst Happel的戰術運用是決定勝負的關鍵(原句:Celtic has not lost to Feyenoord. I have lost to Happel)。

再強的戰術都需要有球員執行才能成功,米高斯的Total Football 有告魯夫,而Ernst Happel則有Willem van Hanegem,司職中場但天生O型腳的他跑動姿勢奇怪,影響運球速度,然而天生的缺陷沒有令他的自暴自棄,籍著這項身體缺陷(或優勢)令他練出一套精準的傳球及弧線球技巧,加上卓越的戰術執行力及防守的積極性令他成為Ernst Happel的戰術重心。與才華洋溢的告魯夫相比,Willem van Hanegem的知名度或許比不上告魯夫,但他刻苦及充滿鬥志的態度卻得到飛燕諾球迷的讚美和肯定。

70年代是飛燕諾與阿積士在荷甲上競爭得最激烈的年代,而這兩支不同踢法的球隊在賽場上你爭我奪或許就是阿姆斯特丹及鹿特丹階級對立的縮影。

球會到球迷的矛盾

南轅北轍的階級對立令鬥爭由場內走出球場外,演變成歐洲球壇其中一班最暴力的足球流氓,代表阿積士的F-side及代表飛燕諾的S. C. F. (Sport Club Feyenoord,另一稱號為 Vak S,代表飛燕諾主場的S看台)就曾經爆發一場極血腥的暴力衝突。1997年的3月23日,這兩支球迷組織在公路附近上約戰(並非足球比賽),這場歐洲足球歷史上其中一次最血腥的打鬥稱之為 Battle of Berverwijk,雙方球迷帶上刀、鐵枝、球棒、鐵鎚等武器在 Berverwijk附近的公路附近打鬥,代表飛燕諾的S. C. F. 在這次衝突中有一百名球迷參與,以人數優勢擊敗只有約五十人參與的F-side,在這次衝突中,F-side的成員Carlo Picornie重傷身亡,成為荷蘭足球史上第二位因足球流氓的衝突而付出保貴性命的球迷(筆者按,第一位為川迪球迷Eric Lassche )。作為阿積士死忠的球迷組織,F-side亦不是省油的燈,2004年4月15日阿積士的球迷在飛燕諾預備組作客阿姆斯特丹的比賽後衝入球場,包括雲佩斯在內的一眾飛燕諾預備組球員被阿積士的球迷襲擊,只能由阿積士的職球員護送下離開球場,其中智利的前國腳Jorge Acuña 更需要送院治療。除了球場外的暴力,F-side亦把對S. C. F. 的仇恨帶到球場,當2014年飛燕諾的其中一名最忠心的球迷Rooie Marck因癌症而去世,F-side隨即在球場掛上寫有嘲笑意思的橫幅;另外,以納粹空軍轟炸鹿特丹為主題的口號及宣傳亦都是F-side仇視對飛燕諾及鹿特丹的典型例子。

後記:沒有種族之分,只有階級之分

總結阿積士與飛燕諾的歷史,在種族上,兩間球會與兩個城市之間其實沒有重大的矛盾,而其中引發的種族歧視只是源於誤解,真正造成矛盾與仇恨的其實是源於階級的差別。或許馬克斯的理論是正確的,人與人之間是沒有種族之分,只有階級之分。筆者並非鼓吹階級鬥爭,或許適量的鬥爭才是成功的關鍵,就正如沒有飛燕諾、Ernst Happel和Willem van Hanegem挑戰,阿積士、米高斯和告魯夫或者就沒有進步的動力,取得今天的成就;回望香港現今社會,低下階層(特別是年青人)的向上流動受各種限制,資本家的壟斷卻不受限制,甚至與政府勾結,在強者愈強、弱者愈弱、沒有競爭、只有剝削的情況下,社會,真的能夠進步嗎?

Reference:
1. http://dutchreview.com/…/mov…/misplaced-jews-urban-peasants/
2. https://cybergeo.revues.org/1203
3. http://www.fifa.com/…/news=the-classic-feyenoord-ajax-10683…
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_Klassieker
5. http://www.yourownclothing.com/culture/battle-beverwijk/
6. http://www.fourfourtwo.com/…/hollands-most-hate-filled-figh…
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tterdam_Blitz
8. http://www.thehardtackle.com/…/before-ajax-michels-and-cru…/
9. http://www.vakp.nl/historie/erik_lassche.html
10.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rge_Acu%C3%B1a
11. https://books.google.com.hk/books…
12. http://thesefootballtimes.co/…/ernst-happel-the-feyenoord-…/

賭神的賭局──王于漸與「補貼置業計劃」

$
0
0

最近,香港有一位賭神,他調換位置做了莊家,呼籲全民參加他開設的賭局,揚言有錢大家齊齊搵,還指這將有助紓緩社會矛盾云云。

根據2011年4月18日《明報》「王于漸掃樓 帳面賺9000萬:知名經濟學者 02年倡停建居屋」的報導,前港大首席副校長、經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多年來參與樓宇炒賣獲利甚豐。他於2010年接受《東周刊》訪問時更曾表示:五十八歲的他,快到退休年齡,亦不諱言「五十後」行運行到落腳趾尾,「我們二十出頭時,受惠於香港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那時內地搞文化大革命,根本無人跟我們競爭。後來內地改革開放需要人才,我們又正是被搶用的一群,即使到現在,『五十後』的經驗和才幹仍被社會需要,你看任總、馬時亨離職後仍可投身其他機構便知道了,一切歸功於歷史時勢。」

十七年前的「八萬五」和租置計劃

王于漸日前以團結香港基金顧問的身分,提出日後所有新建公屋可租可買的方案。作為香港知名的經濟學者和房屋問題專家,王于漸在特區政府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力,可說已是個公開的秘密:1998年,董建華推出「八萬五」建屋計劃、七成自置居所政策和租置計劃,梁振英作為房屋政策主要負責人,王便是主要的智囊和倡議者。到了十七年後的今天,王再以團結香港基金名義,高調推出近百頁的研究報告,公眾對當中的建議就更不能掉以輕心。

簡略而言,王于漸的建議正是重提當年的租置計劃,並建議將自置居所比率提高至八成。此一方案的重點在於:將現行公屋及居屋政策合二為一,統稱為「補貼置業計劃」,讓所有合資格申請人選擇「可租可買」或「先租後買」,樓價為中低收入家庭可負擔的水平,日後出售補地價的金額則鎖定在購入時水平。事實上,這計劃曾見於王于漸《香港長遠房屋策略和港人港地》(2013)一書,當時並稱為「資助房屋計劃」。以下是書中所宣稱計劃的優點(31﹣33頁),以及其後影子長策會《住屋不是地產:民間長遠房屋策略研究報告》(2013)中提出的質疑(51頁):

Screen Shot 2015-11-11 at 11.38.50 am

此外王于漸又在書中指出,八成自置居所不但可以根治香港的房屋問題,更可處理香港面對的五個基本政治經濟問題。以下是王于漸所提的相關理據(36﹣38頁),以及影子長策會提出的質疑(53頁):

Screen Shot 2015-11-11 at 11.39.12 am

針對所謂「五個基本的政治經濟問題」,資助房屋計劃和八成自置居所比率,充其量只能解決其一:「滿足市民對可負擔價格的住屋需求」;而對其四:「盡量降低物業市場,定期形成泡沫的制度性風險」,就更是製造而非解決問題的主要因素。就在不足十年前,香港仍有數以萬計負資產人士,王于漸卻置若妄聞,竟簡單地將樓市泡沫歸咎於「周期性的商業起落」;沉重歴史教訓轉眼間已忘卻凈盡,現時樓市再度呈現脫離實際的虛高現象,彷彿政策偏差亦毋須為此負上任何責任(註)。

歸根結抵,以王于漸等一群經濟學家為首的新自由主義者,所推崇備至的半賣半送公共資產,表面上是還富於民,實質上是還富於商﹣﹣為普羅市民儲備足夠的首期,然後盡皆向一小撮地產商進貢。這套理論簡單地將政府與市場二分,卻漠視無節制市場的破壞力量,其實早已在近年大小的金融危機中盡顯──2008年由美國引發的金融海嘯,正是由克林頓政府置業資助政策種下的次按危機禍延。當全球自由經濟的幻想早已破滅,新自由主義者仍抱持1970﹣1980年代的「成功經驗」,緬懷香港上一代人「白金升降機」的黃金年代,深信地產市場所創造的財富效應,能帶來安居樂業和社會穩定,自始至終,郤無視向地產業傾斜帶來的種種惡果。

買樓保值的日子已一去不返

在1980﹣1990年代,香港市民置業所帶來的巨大投資回報,令它不但滿足個人或家庭的居住功能,同時亦涉及保值、投資以至投機等多元化的功能。但到了1997年之後,當「周期性的商業起落」成為主旋律,不但令物業投資的風險大為增加,同時亦令置業自住的市民同樣膽戰心驚,生怕全家畢生積蓄,可能一朝化為烏有。儘管經濟周期難以預測,但它卻絕非無跡可尋,完全可以預見,隨著環球資金愈益無節制的高速流動,未來物業價格波動只會不斷加劇。置業無論是自住、收租抑或追求資產升值,作為理想長線穩定投資工具的日子,早已一去不返。

就如在《香港長遠房屋策略和港人港地》中,王于漸亦毫不諱言:「樓價隨經濟的起落而漲退,但新樓落成頭尾要三至五年,屬於中線投資,期間主要靠銀行對發展商進行建築貸款,同時對買家進行按揭貸款..... 經濟上揚帶動物業需求時,由於短期內無法增加供應,樓價和租金升得很快。雖然發展商急起直追,但新盤開賣至少是幾年後的事。地產由於生產周期等因素,容易呈現疑似的泡沫﹣﹣樓價上升,業主的賬面增值產生財富效應,令樓宇更形渴求;但新盤往往在經濟逆轉後才出現,此時需求已放緩,新盤突然顯得過剩,樓價於是掉頭向下;業主的賬面財富縮減,進一步壓低需求;需求一旦崩潰,所有人都認為,此前的是泡沫,現在則是爆破。由於地產發展無法避免上述決策滯後、建築期長、賬面盈虧對樓價落反映過火,樓市的榮辱也容易過火。」(68頁)

王于漸描述的是地產行業的一般情況,但他卻沒有明言香港所面對的特殊情況:首先,是地產行業的寡頭壟斷,令信息流通和市場反應更加遲緩,少數市場參與者能操控價格和牟取暴利,導致樓市泡沫的形成更為變本加厲。其次,是特區政府的嚴重政策傾斜,進一步令政治效應高度左右樓市發展,無論是剌激或抑壓樓市的手段,均容易變得矯枉過正、用力過猛而形成更大的市場不穩定性。對新自由主義者來說,讓「無形之手」作出自行調節,促進競爭、減少干預才是根治良方。問題是地產業在本質上涉及城市規劃、土地供應以至利率及按揭政策等,實際上根本難以擺脫政策因素的糾纏,政府亦難以扮演市場中立的角色。要求減少政府干預只是紙上談兵,並不存在具體操作上的可行性。

歸根結抵,一直以來香港的自置居所政策,被打造成一條只准向上爬的不歸路,令置業者不斷朝向私營化以至商品化的方向邁進。願意前進的難免跌入交易價值的旋渦中,不願意或無能力前進的,則彷彿會在社會階梯上被不斷拋離,造成置業vs非置業人士、公營vs私營房屋業主的社會差距,最終令所有人皆自願或是被迫地,繼續參與這個所謂「地產霸權」的遊戲。香港要尋求新的出路,要打破房屋金字塔階梯的專制,並不是要全盤否定自置居所的意義,反而是要開啟更多不同的房屋想像,讓所有香港市民能夠各適其式,真正釋放自由選擇、個人自決的能量,不用繼續在房屋金字塔階梯的怪圈中作困獸鬥。

註:參見陳錦華(2000)、Forrest和李健正(2004)、莫家棟及李健正(2013)等的探討:
Chan, K. W. (2000). Prosperity or inequality: deconstructing the myth of home ownership in Hong Kong. Housing Studies, 15(1): 28-43.
Forrest, R. and Lee, J. (2004). Cohort Effects, Differential Accumulation and Hong Kong’s Volatile Housing Market. Urban Studies, 41.11: 2181–2196.
Mok, F. and Lee, J. (2013). Just Housing Policy: Is There a Moral Foundation for a Homeownership Policy? Housing Studies, DOI:10.1080/02673037.2013.771153.

不要騙人了!發展郊野公園不能解決房屋問題

$
0
0

久不久,特首/高官/行會成員/智庫就會出來宣傳:「必須發展郊野公園來解決房屋短缺問題。」儘管不少學者和民間團體已指出此種理論的荒謬,但權貴們總是不厭其煩繼續自High。今天,我也來一個楔而不捨,再一次戳破發展郊野公園的迷思。

郊野公園的特點如下:
1. 大部份是陡峭的山嶺(發展難度極高)
2. 比較平坦的部份多為集水區(車輛也嚴禁進入,遑論建屋)
3. 交通不便(要同時發展基建調合)

當然,就算有以上三個原因,以現今建造技術,都不等於發展郊野公園為「不可能」,但必須付出以下代價:

1. 發展成本極高(新造基建、土地平整、運輸成本)
2. 發展後管理成本高昂(大規模斜坡監察及定期維修)
3. 發展密度極低(地形限制、規劃要求)
4. 生態破壞(大量砍樹、土壤流失、地下水污染)
5. 市民失去免費消閒選擇(不解釋)

綜合以上各點,得出一個結論:「如果郊野公園發展,只會局限於高價低密度房屋,供應單位少之又少,不能解決現時房屋短缺的問題。」堅持發展郊野公園的人,是從來沒有去過郊野公園?還是只以解決房屋問題為名,實是繼續搶地建豪宅? 恐怕只有他們肚裡的蟲知道。

高官們,權貴們,這種低層次的論述就算說一千次一萬次,也說服不到香港市民的了,你們還要乖乖回到辦公室,老老實實地做研究,真正解決這個重中之重的民生問題吧。

文:見則思@思政築覺

Viewing all 17440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


<script src="https://jsc.adskeeper.com/r/s/rssing.com.1596347.js" async> </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