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世界大戰早於70年前結束，但時至今日，仍有戰爭受害者還未討回公道—她們就是遭日軍強迫或欺騙成為性奴「慰安婦」的亞洲婦女。
維權路漫漫
二戰結束後，國際戰爭法庭追究軸心國戰爭犯的罪責，但就有系統針對婦女的性暴力置若罔聞。譬如在1946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大審），雖有追究日軍強姦婦女的罪責，但未有正視日軍有系統強徵、拐帶或欺騙婦女成為慰安婦的制度。慰安婦問題一直隱形。
曾遭日軍強迫成為慰安婦的婦女，一直懷著傷痛生活，甚至飽受歧視。直至1991年8月，首名韓國婦女金學順打破沉默，親身指證日軍強徵婦女成為慰安婦，並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賠償，從此展開各地受害婦女維權行動的序幕。有慰安婦和聲援團體入稟日本法院，可惜敗訴。日本政府始於1993年承認慰安婦制度。然而面對國際社會壓力，諸如聯合國關注，日本政府一直迴避責任。
遲來的公義—2000年東京民間審判
有見司法維權道路不通，關注戰爭性暴力人士另覓出路。2000年12月，日本公民團體聯同國際非政府組織，於東京召開為期三日約2000人參與的民間國際戰爭法庭，審理日軍慰安婦制度涉及強姦和性奴等惡行。
延續1946年東京大審
民間法庭自視為1946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延續，採納其事實判決，即日本發動侵略戰爭，透過謀殺、酷刑、強姦、強逼勞動及不人道監禁等廣泛虐待平民，並以當年適用的國際標準為依據。[1]
人權專家雲集 亞洲人民參與
法官皆是蜚聲國際的人權專家，三女一男，來自歐美非亞，可惜印度男法官抱恙缺席。她們經驗豐富，譬如主審法官乃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主席，另一名法官曾為阿根庭刑事法庭法官和國際女法官協會主席。其中一名主控官是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的檢控官。她們不是致力發展女性主義國際法學，就是有份將性暴力納入前南斯拉夫和盧旺達戰爭罪行法庭及1998年國際刑事法庭羅馬規範的戰爭罪行之中。此外，檢控隊伍來自韓國、中國、日本、菲律賓、印尼、台灣、馬來西亞、東帝汶及荷蘭。64名受害婦女出席聆訊，部分婦女作供，亦有兩名曾使用慰安所的前日軍作證。[2]
民間法庭最終裁定日本裕仁天皇及9名主導戰爭的日軍將領包括強姦及性奴的反人道罪行成立，並要求日本政府向受害者道歉和賠償，翌年在海牙國際刑事法庭頒布判案書。[3]
受害婦女發聲 追究施暴者責任
從隱形到現身說法，各地受害婦女透過民間法庭發聲，並追究施暴日軍的責任，是遲來的公義和另類補償。民間法庭補充了1946年東京大審的缺憾。首先，它一改當年性別和種族偏見，正視慰安婦制度這種針對尤其亞洲婦女的系統性暴力，並將強姦納入1946年理解的戰爭罪行，有助推動追究性暴力施暴者責任的全球運動。它亦拒絕東京大審視慰安婦為「強迫賣淫」，改用「性奴」，突顯制度踐踏和剝削婦女身體自主。其次，它比東京大審更進一步，不僅有大量亞洲人參與審訊，並確認當時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賠償，並採取預防措施。[4]
受制於二戰適用的標準
不過民間法庭也有其限制。民間法庭終究是民間法庭，並無法律效力，只能增加輿論壓力。而由於它自視延續東京大審，只能受制於當時適用的國際標準。譬如1907年第四海牙公約訂明戰爭法例和慣例禁止性暴力，礙於並無明文禁止強姦，因而視強姦違反家族名譽，並適用於二戰時期。民間法庭只能一邊批評這種解釋漠視女性尊嚴、身體自主和維持受害人污名化，一邊採用該標準。[5]
參觀民間資料館 毋忘戰爭性暴力
下次到日韓旅遊，不妨參觀當地有關慰安婦的紀念館。譬如日本，關於女性戰爭與和平資料館座落東京西早稻田。關注戰爭性暴力的民間團體頂住右翼壓力，於2005年成立資料館，展出戰時性暴力的資料，包括各地受害婦女見證及2000年東京大審影音資料，以再現婦女聲音，反思侵犯婦女性罪行的二戰歷史，警惕我們切勿重蹈覆轍。[6]
註釋
[1] 關於2000年東京民間法庭，主要參考此文：Karen Knop. "The Tokyo Women’s Tribunal and the turn to fiction". Fleur Johns, Richard Joyce and Sundya Pahuja (eds), Events: The Force of International Law, Routledge, (2010)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丁巧如。〈超越國族主義：日本「女性的戰爭與和平資料館」之歷史教育與人權反思〉，2014年3月28日，台灣婦女資訊網，「歷史的傷痕—慰安婦」
延伸資料
關於中國慰安婦新聞專輯：有線新聞。〈尋訪慰安婦〉。2015年8月11日。
https://www.facebook.com/news.lancet/videos/455267341312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