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承擔罪責
相信不少朋友都留意到，司徒子朗 、 黃之鋒 及我在今早已經透過我們的代表—駱應淦資深大律師和其團隊向法庭表示，我們將就「刑事藐視法庭」一罪承擔責任（Admit Liability，即一般理解下的「認罪」）。跟預期一樣的是，不少朋友均表示不解或不同意我們這個決定，請容許我在此詳細解釋一下。
這個案件的緣起，是由於香港政府不願意承擔起相關政治責任和風險去進行「清場」（這完全是一個政治決定，梁振英已經清楚承認），故透過這個迂回的方法申請禁制令，一方面把法庭直接擺到政治鬥爭的最前線以作為特區政府的擋箭牌，一方面把抗爭者扣上「違抗法庭命令」、「破壞法治」的帽子，逼使法庭以重典治之。
有印象的朋友應該都對特區政府的卑劣手段有印象。
抗爭者若「違抗禁制令」繼續佔領，即是違反法庭命令，亦即是挑戰「法治」，這是當時特區政府透過這個方式進行清場打算塑造的核心政治議程。當時學聯也經歷過這樣的爭扎：若撤出，即是向政府無條件投降；若堅守到底，即會被打成「破壞法治」。
於是我們的結論是，我們不會向威權政府屈服，但同時不可能為自己的作為視若無睹，當沒事發生過一樣：畢竟，我們曾經直接違反法庭的命令。故此，當時我們曾發出一份聲明，明確表達我們不會遵守禁制令，但絕對會願意承擔法律責任和後果。（詳見【珍視法治 承擔罪責 抗爭到底 顯彰公義】學聯回應高等法院所頒布的臨時禁制令, 2014-10-20）
這件案之所以要考慮這麼久的另一原因，是因為「刑事藐視法庭」跟一般用以檢控抗爭者的公安條例不一樣的是，它不是當權者及其爪牙所訂立的「惡法」，其本意是保護法庭「威嚴」，有一定的正當性（畢竟，要完全否定司法機關和其正當性，所帶來的社會成本是相當大的）。
縱合以上，若我們認為此法制無論多不完善、或完美，也有其可取之處的話，並履行當時作為組織者向香港市民和法庭作出的承諾，在此事承擔法律責任，就是我們要肩負起的責任之一。
因此，經過長時間的思量和跟律師團隊商討後，我們決定就此事承擔罪責。希望各位能明白和諒解。
對於另外9位決定抗辯對底的朋友，我們理解亦尊重他們作出的決定，也認為此事的確存有一些法律爭議和觀點需要爭奪話語權，只是基於以上的考慮和原因，我們作了不同的決定。無論結果如何，均不會後悔。
二、有關監禁
這件案件，無論認罪與否，相信監禁是在所難免，而且起碼是以月計，說長，比起接受和已完成「暴動罪」和「公眾妨擾罪」審訊的朋友，當然不算長，說短，也難算是。
沒有人喜歡失去自由，但我不認為若因此事被監禁會是毫無意義的事。眾所周之，以嚴刑竣法對付和打壓異見者和敢於反抗的人，已經成為特區政府和其他威權體制的長期武器。可以想像的是，這個政權只會變本加厲。因此，可以接受、面對和頂住監禁，可能會是我們必須預備和裝備好的事情。
因此，一旦被監禁，我對自己的期許是能夠平和地通過這關的考驗，不會被當權者的手段和其打壓工具拖垮，失去對參與民主運動的信心、勇氣和堅持。再者，我已經是極度幸運的一個，從運動中得到的許多資本和關注，令我已經比其他也付出極多的朋友有空間和資源去頂住這些的壓迫，也更沒有空間放棄。
所以，想清楚的話，監禁必會難頂，但又不完全可怕：這只是你反抗後、當權者予以還擊的手段而已，頂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