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選步入最後階段，無論是中間派前進黨的馬克龍，抑或極右國民陣線瑪琳勒龐勝出總統大選，第五共和自1958年開始以來，由傳統右翼或左翼社會黨出任總統的情況，都將會被打破。但這重歷史意義，在政治運作上未必有實際的突破。由於2017年的總統勝出者都來自於新晉的政治勢力，受制於法式半總統制，接着的國民議會大選若果依舊由既有政黨所控制，即使傳統上的左右退場，新上任的總統也無可避免要接受和總理分屬不同陣營的共治結構 – 除非新總統顛覆整個共和國的政治傳統。
經歷三次共治的第五共和
在其他國家，一般而言只由一個執政黨或執政聯盟接掌政府，但法國的半總統制底下，法國總統縱然國家領袖，不論在憲政體制和政治運作上都擁有很大權力，卻出現了稱為『左右共治』的特別現象：若果總統和總理並非來自同一個陣營的話，總統需要和來自相對立陣營的總理，同時共享行政權。這個共治現象出現過三次，分別是1986-88年（社會黨總統密特朗與右翼戴高樂派總理希拉克）、1993-95年（社會黨總統密特朗與右派總理巴拉杜）、1997-2002年（右翼總統希拉克和左翼總理若斯潘）。
出現左右共治的歷史源流非常特別。在法國第三共和開始，直到戰後的第四共和，法國的政治運作，一如其他內閣制國家，都是偏向國會為主軸，由國會多數黨組閣執政，總理向國會負責；即使在以往多黨制的生態下，往往未能形成穩定政府，這憲政傳統照樣被維持。但二戰後，戴高樂將軍狹拯救國家的政治威望，在五十年代殖民地獨立風潮，第四共和因阿爾及利亞戰爭失利而倒台後，針對內閣更替頻繁的弊處，提出集中權力，完善行政效態的總統集權方向。結果總統集權和議會主導並存，形塑了今日的第五共和體制。
半總統制並非美式總統制或英式內閣制的變體，既有總統制中，總統由全民直選，掌握權力的特點；同時也有內閣制中，總理對國會負責，並領導內閣處理政務的特徵。法國總統並不是如英女王或德國總統般的虛位元首，權力更是超出三權分立底下美國總統，掌握了憲法上很多專屬權力；法國總理也並非只是幕僚長，他本身得到國會多數的支持，若果總統和總理同屬一個陣營，總理還能服從總統指揮，會傾向表現成總統的內務總管，反之，總理就能憑籍國會多數的支持，以及掌握內閣，成為了總統的對頭人。
總統和總理：誰在統治國家？
因此，這種總統和總理同時掌握行政權的兩軌政治，即使總統面對一個接管了大部份庶務的反對黨內閣，但本身還是掌握國家代表的身分，以及許多重要的專屬權力，包括（一）訴諸民意的權力，能夠提請公投、解散國會；（二）憲法保證人的權力，包括緊急命令、仲裁角色、聲稱憲法委員會意見；以及（三）外交和國防的指揮權。當然，還有任命總理的權力，但總理還是需要國民議會多數的接受。
可以想像的是，日常的權力運作並不會靜止不動，總統和總理會運用權力，結果形成一種拉鋸狀態。譬如，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是總理的閣員，但必須與總統進行額外的會議和溝通，畢竟總統是國家象徵、也是對外條約的保證人、也是三軍統帥、也是核按鈕的管有人；而以國家利益的名義，和主持部長會議的身份，總統可以對其他範疇步步進迫。總統密特朗就曾經拒絕簽署法令、發表與內閣相反的評論、接見抗議政府施政的學生和工會領袖，把憲政捍衛者的角色，大肆發揮。反過來，政府同樣狹國民議會的多數支持，保住政權，而且掌握內政和社會政策的主導權，主動連結企業、工會、公營部門的代表作為施政夥伴；馬堤儂宮同樣會針對愛麗舍宮的立場，透過公佈聲明，表達對國政不同的見解方針，甚至批評對方的失誤。
雙方即使對立，也不致於全面開戰，在於政治家爭奪權力，也不希望太過放肆爭權而引起國民反感；同時國民也寄望，特別在外交事務上，總統和總理能夠因捍衛法國尊嚴而有一致而強力的聲音，這造成了總統和總理除了暗中角力，必要時開火批評之外，更多時間投放在取得陣營之間的協商和共識，這也是國民所企盼的。最後，共治期間的總理往往不安於此，覬覦着總統的職位，打擊總統的專屬權力，無疑是收窄了他日大展拳腳的空間。第一次共治下的總理，右翼的希拉克，在第三次共治時，就調轉角色成為總統，應對着左翼的總理若斯潘。
避免共治的嘗試
共治，各自有角力和穩定的一面，行政權分立助長競爭，但也迫使彼此更多時間尋求共識以回應國民。在幾次共治過後，法國並非沒有採取避免共治的嘗試，包括了在2002年時將總統任期由七年減至五年，與國民議會看齊；同時寄望國民議會選舉緊接總統選舉後舉行，能夠營造蜜月期效果，達致總統議會的民意接近一致。而的確，在2002年過後，兩任總統都與毋須經歷共治，但分屬傳統左右陣營的兩任總統，薩爾科齊和現任總統奧朗德，同樣都是風評不佳的總統，無法肩負起總統代表國家的角色。
就此，第六共和的提議應運而生。第六共和早於第三次共治期間（1997-2002年）已有醞釀，但一直以來，不同陣營的立場迴異。普遍而言，左翼政黨和綠黨等，都反對總統再擁有專屬權力，提出行政權回歸總理，國民議會引進比例代表制的主張；今屆大選中，左翼黨候選人梅朗雄版本的第六共和，也是朝這個方向所邁進，但某程度上，也就是回歸第三和第四共和的多黨不穩定局面。反之，右翼則在捍衛和改革第五共和，傾向堅持保留『戴高樂遺產』：總統應擁有專屬權力、自外於日常庶務、指引國家方向、取得議會合作、代表全民全國意志，成為所謂的國民之父。而馬克龍的中間派前輩貝魯，則傾向折衷，仍以總統為制度核心，但明確地區分總統和總理的權力劃分，同時在國民議會引入比例代表制。
總統大選和國民議會：兩個戰場的戰爭
但貝魯當年的設想是否對現在的馬克龍有利？看來，總統核心的制度，既能成就如馬克龍一樣的政治奇蹟，同時議會採用比例代表制的情況，也讓新政黨突破有利傳統政黨地區經營的議會選舉。畢竟不論是馬克龍，抑或瑪琳勒龐取得總統大位也好，也並非大獲全勝。由於國民議會議員是通過兩輪選舉產生，全國五百七十七個小選區之中，首輪選舉中頭兩名的候選人，再加上其他有能力取得八分之一選票以上的候選人，方能進入第二輪選舉。這意味着，第二輪選舉中不同立場的選民會重新組合，影響該議席多數得票的結果，議席總數其後影響誰人擔當總理，最終和總統分享權力。
而由於選制是基於小選區和兩輪投票下的多數，而不是比例代表制，這代表極端的政治取向，不能夠取得應有的議席份額；瑪琳勒龐在總統選舉上，面對由左至右，近乎整個傳統政治版圖的對立，這個現象將會在全國不同選區反覆出現；而馬克龍的前進黨及其政治素人團隊，能否有所斬獲，也視乎左翼黨或社會黨的候選人能夠普遍成功進入第二輪選舉，當中左翼黨和社會黨會否形成左翼聯合，又或者社會黨和前進黨形成另外的中間偏左聯合，不同聯合將會影響對右翼共和黨的勝算，結果難以預測。
小選區的選舉制度，對傳統政黨始終較為有利，傾向於長時間的地區經營，反之，總統選舉層面上的明星效應，和新政治主張的影響，也會有所折扣；馬克龍或瑪琳勒龐所屬的政黨基本上都難以取得過半數的議席。事實上，過往中間派和國民陣線縱然往往取得相當份量的選票比例，卻未能在國民議會中取得顯著的議席。由於傳統的左翼社會黨備受現任總統奧朗德的施政失效所拖累；極右派和極左派兩端的政治勢力也受制於選舉制度；前進黨則受到第二輪選舉的不同策略組合，影響實際勝算；目前最穩定的傳統右翼共和黨，也因此待價而沽，期望憑藉議會中保住一定成果，即使國民議會中未有政黨取得過半數議席，也能領導多數聯盟，主導政府。
是接受共治傳統？抑或突破而行？
但新任總統甘於受制於僵化的舊政黨體系嗎？馬克龍出走社會黨，以新改革的中間路線突圍而出，瑪琳勒龐也是以愛國者的形象，反對左右標籤而崛起，與菲永和傳統右翼所強調的穩定大相逕庭，是否真的有可合作的空間？而社會黨甚至已經分崩離析，被梅朗雄和馬克龍分別從激進左翼和社會自由主義當中撕開了。新上任的總統除非迫不得已，否則不會太側重運用和連結舊政治勢力，否則只會處死自己的新政治路線。
或許一個非傳統政黨人士的內閣可以被考慮。戴高樂當年面對可能在1967年國民議會選舉失利（但結果成功取得多數，這方案沒有付諸實行），就曾打算任命一個支持總統卻又出身中立，超然於國會的內閣。閣員大都出身管理專才、高級公務員、地方或殖民地官員、或社會上有名望的人士。在戴高樂想像中，國民議會為避免被總統解散，則只能接受這個不屬於舊政黨體系任何一方，支持總統卻又出身中立的內閣。
但這種超然內閣的做法，要國民議會被動接受總統的任命意志，就打破了共治底下，總理和內閣得到國民議會支持的傳統。這是第五共和從未發生的事。當日戴高樂經已執政多時，面臨着未必繼續掌握國會多數的危機；與戴高樂不同的是，新上任總統既然狹着新近總統選舉勝出的威望，要達致這樣一個超然內閣，短期內不是一個太大損失的舉動。特別對夾在傳統左右路線之間的馬克龍來說，起拔大批政治素人以重組新的政治版塊，可說是值得一試的選擇 – 當然，這考慮到新總統是否有超越戴高樂的政治意志和能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