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去了看「消失的檔案」這部歷時四年半的製作的首映。那套電影為那一段已經半個世紀前的歷史，留下了一個十分重要而且有意義的記錄。
有關六七暴動的官方擋案不明不白地消失掉，很多當事人又慢慢老去逝去，要重新併合這一段對香港殖民地歷史及對香港戰後社會發展十分重要的事件，將會比以前更困難。這部電影的製作團隊四年多來付出的努力及心血特別值得鼓掌。導演羅恩惠的堅持與執著也值得敬佩。
影片長達兩個小時，內容當然有很多值得討論的地方，但首映禮之後的那一個討論會雖然簡短，其實也十分有看頭。很多看完電影後便即時離場的可能是走寶了。
說到六七暴動，最容易引起聯想的當然就是涉及的嚴重暴力事件，包括暴亂期間的武力衝突，左仔四處投放土製炸彈，向汔車投擲燃燒彈殺害林彬事件等等。
對於這些事件，左派今天最普遍的說法，是把暴亂期間的衝突說成是難以避免，港英政府及暴動參與者可能都有責任。
影片中訪問了當時新聞處的官員 Peter Moss，他就曾經親眼目睹被捕人士被警員打，不過他似乎沒有把這些行為說成是「先撩者賤」，他反為當面質詢當時的警員，為什麼要這樣做。片中也訪問了當年在九龍城寨附近執行職務的前警務人員陳欣健，他也確認當時警方有過度的暴力，他說的時候態度也明顯不認同那些行為。作為前警務人員，他也沒有說「唔打犯警察就做唔到嘢」。影片也訪問了一個曾經組織罷工而被捕的左派工友。他在被拘押期間，也曾經受到毒打。但他也承認有部份警務人員在他被毒打之後，暗地裡給他跌打藥丸療傷。看來他尚不至於被抬到暗角毒打一身之後，回到警署還要被警員掌摑。在六七暴動平息後，確實有當時的官員表示，最大的遺憾是警方也有過度暴力的回應。
可能就如今天某些六七暴動參與者所說，一旦出現劍拔弩張的場面，這些真的難以完全避免。但看到電影中的某些片段也確實看得出，有一些被動員參與暴動的左派人士，他們明知有問題，但在寧左勿右的前提下，還是要硬着頭皮走上前線。反而在政府一方，似乎有些人還是頭腦清醒的。作為擁有權力的，作為執法的一方，這點十分重要。如果事件發生在今天，不知道政府內部，有幾多人可以保持頭腦清醒。如果以最近發生的七警事件來評估，實在難以令人感到樂觀。
除了「雙方都有責任論」之外，對六七暴行近期常用的解說是「插贜嫁禍論」。
這一種說法很符合鬥爭的邏輯，但如果要這種說法成立，首先便要搞清楚是誰在掀起鬥爭。林彬被殺事件、北角兩姊弟被炸死事件都可以說是六七暴動中兩宗最矚目的無頭公案，都有人可以說是港英當局插贜嫁禍。
林彬一直公開鬧左仔，那天早上八點多鐘被拋擲燃燒彈嚴重燒傷之後，當天中午12點多鐘出版的左派喉舌晚報已經圖文並茂，多篇文章確認了是「鋤奸特工隊」對「林逆」進行的「鋤奸制裁」行動，一時間士氣大振，又表明其他敵對者也會有同樣下場。須知道當時未有互聯網、沒有手機、連家居電話也不普遍，左派報章消息這麼靈通、行動這麼迅速、回應反應這麼快其實已經說明了很多問題。至於說北角那對小姊弟被炸死事件，就似乎更有條件被改寫成是插贜嫁禍了。有說如果左仔要放炸彈，為何會選擇在低下層聚居的地區？所以插贜嫁禍的可能性就更加不能排除。
昨晚在首映禮後後的討論會中搶先發言的那一位「六七動力研究社」成員，便提出這個質疑。其實，那位老先生本身就是工聯會的長期成員，是六七暴動的參與者，今天則以六七受害者的姿態出來活動，顯然是「漂白六七」行動的棋子。據說他的兒子正是今天在立法會內工聯會那一位鬥爭姿態強悍的議員。
這個背景有助了解他為何會有這種觀點。就算不看這個背景，他的論點也站不住腳。在整個暴動期間，左仔總共投放了超過八千枚真假炸彈，差不多區區都有，根本就是充滿了城市游擊戰及恐怖活動性質的做法，也沒有分那一些是基層市民聚居的地區，那些不是。
另一個經常用以扭曲六七暴動性質的是「社會矛盾論」。說的是當時港英政府推行殖民地暴政，不理基層市民死活，社會矛盾尖銳。因此，他們辯說造成六七暴動的社會成因更值得重視，更認為左派當時只是在充滿矛盾的社會氣氛下被迫上街頭。
這種說法很容易蒙騙到對六七暴動事件及那個時代認識不深的人，特別是年輕一代。昨晚在電影放映之後的討論會，上面提及那一位六七動力研究社的成員也有觸及到這一個論點。
不過，因為論點確實太過薄弱，討論會的主持人梁文道也忍不住要一語道破。影片開始的時候，是以1966年因為天星小輪加價五仙而引起的九龍騷擾亂作起題的。那個時候文化大革命還未正式開始，澳門的123事件還未發生。騷亂發生之後，左派傳媒差不多統一口徑，譴責騷亂造成的社會不安，並敦促港英政府要盡快平息事件。六十年代時，社會貧窮問題嚴重，勞工保障不足，各種社會服務及政策都未曾發展。梁文道反問，66至67年只一年之間，社會矛盾是不是變化這麼大？大到足以令左派對兩次暴亂採取完全不同的態度。與其說這是個問題，倒不如說梁文道其實已經提供了一個答案，也是一個態度鮮明的譴責。
除了用「雙方有責」論、「插贜嫁禍」論、及「社會矛盾」論來推諉罪責之外，左派人士今天更會籍六七暴動造成的「社會改革結果」來領功。
六七暴動平息之後，港英政府在幾年之間調整了它的社會政策，大幅度介入社會福利、教育、房屋及醫療，也有計劃地推行一系列鼓勵香港人愛護香港社會，培養對香港社會歸屬感的社會運動。結果十分理想。港英這樣做一方面是六七暴動過後，殖民地政府明白到要得到市民支持，就要做正確的事。平息左派發動的暴動，便是正確的事，便是受到大部分市民肯定的事。
這一種管治新思維，在六七暴動平息之後便延續、發揚下去，甚至被擴展至其他政策範圍。因此，說六七暴動是香港社會發展的分水嶺無疑也是十分公允的。但把這一種轉變說成是六七暴動促成，作為左派邀功的理據，或者作為左仔淡化他們所犯下的罪行的理由，便十分可笑兼可恥。這等於說因為你的家被暴徒洗劫了，因此便加強了防盜設施。之後那個賊卻說他的爆竊可以推動防盜設施的提升。這不是強盜邏輯是什麼？這正是部份左派人士今天對六七暴動所持的邏輯。
「消失的檔案」這部記錄電影為六七暴動事件留下一個十分重要的記錄。隨着主權的轉變，這一件由本地左派勢力盲動引發，推波助瀾，最終造成嚴重死傷及破壞的暴力罪行，正在不斷被賦予新的詮釋，加入新的說法，目的是要為左派開脫。很多當年的參與者及其盟友，今天已經變成特區新貴，他們都希望洗脫自己在這件事上的污點。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及組織，以平息仇恨及消除對立作包裝，意圖重塑記憶，把事件漂白。
如果我們要從歷史中吸取教訓，便要更準確地認識這件事。仇恨當然需要予以平息，但卻不能歪曲事實。畢竟已經是半個世紀之前的事，問責與否已經不是最重要。但釐清責任，搞清楚事件的來龍去脈，還是有必要的。如果要把事件扭曲漂白，從而撇清一己或某些集團的責任，就更是要不得。這樣做不但是對歷史不負責任，也剝奪了其他人認知真相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