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基爾．格林
翻譯︰反核之眾、Ada Chou
原刊《生物與醫學觀點》第54卷4期（2011年秋）︰頁504-31
［章節按作者原文分定，章節編號則為譯者後加；是次翻譯已徵得作者同意，特此誌謝］
Richard Doll and Alice Stewart: Reputation and the Shaping of Scientific “Truth”
by Gayle Greene
Perspective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volume 54, number 4 (autumn 2011): 504–31
© 2011 b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摘要：正當全球注視的福島核電廠把放射性核種排進海洋和大氣層之際，愛麗斯．史都華醫生（Dr. Alice Stewart）就輻射風險提出的警告，及李查．多爾爵士（Sir Richard Doll）的「請放心」（reassurance）立場，再次展現了新的意義。多爾和史都華二人俱是流行病學的先驅學者，同樣在1950年代為癌症流行病學帶來重大貢獻——多爾證明了吸煙與肺癌之間的關係，史都華發現胚胎受X光曝照會使兒童罹癌率增加一倍——但二人在低劑量輻射曝照影響的問題上，卻一直相持不下。當史都華公布她的研究，發現只要曝照的輻射劑量達到「已知安全標準」的一個很低的比例，便足以殺死一名兒童的時候，她的聲譽跌入了谷底；可是對史都華觀點批評得最猛烈的人——多爾，卻受封為爵士，且被讚譽為「世界上最傑出的流行病學者」。他倆的人生與事業，是如此緊密交織，又偏偏背道而馳︰他變得「有點親建制」（他自己說的），她卻是靠近反對派。當多爾死後被揭發，他一再辯護、聲稱無致癌風險的化學品產業，原來一直向他提供大筆資助以後，他的聲譽絲毫不損。在一本由維康研究所（Wellcome Institute）委約出版的「授權傳記」（2009）中，多爾一再貶抑史都華︰說她是「妒恨」的女人、有偏見的科學家，云云。史都華算是長命，剛來得及看到輻射科學慢慢轉向她的理論方向，看到1990年代中不同的國際委員會均開始承認，輻射根本沒有安全劑量門檻；同時，切爾諾貝爾核災的最新證據，也證明了她的警告是有效的。然而，深入檢視多爾的聲譽如何被建立，史都華的聲譽又如何被摧毀，或者可讓我們更清楚了解，學術地位、職權與個人形象的權力操作，如何形塑科學「知識」與社會政策。
1.
可怕的是，正當全球眾目睽睽，注視福島核電廠反應堆把無可計量的放射核種噴進海洋和空氣中，並擔心這些輻射污染將對我們與未來的後代帶來甚麼影響時，愛麗斯．史都華醫生（Dr. Alice Stewart）數十年前就低劑量輻射風險提出的警告，仍舊是如此合時。當產業、政府與媒體企圖將這種警訊消音，並一再向我們保證排出的輻射會被稀釋、分散，輻射量微乎其微也就無關痛癢之際，史都華的頭號批評者，李查．多爾爵士（Sir Richard Doll）的「請放心」（reassurance）立場，也變得異常相關。顯而易見的是，今天核工業的支持者與反對者依然針鋒相對，雙方環繞低輻射劑量對健康影響的辯論，較諸半世紀前兩位輻射流行病理學家的壁壘分明，可謂尤有過之。因此，今日科學家們對於低劑量輻射曝照所帶來的風險，並無科學上的共識。多爾和史都華的論據再被重申——主流輻射學家傾向用廣島研究來緩和人們對福島核災的恐懼，而批評者則以切爾諾貝爾為例，提出嚴正警告。
史都華學術生涯軌跡的故事，對於任何希望在輻射科學這樣一門深陷利害關係、高度政治化的領域裡，挑戰已被接受的定見的年青科學家而言，在在是個警告。其實在她學術生涯初期，她很快已達到相當成績，那個時代絕少女性醫學家能望其項背。1946年，史都華獲選拔為皇家內科醫學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院士︰她是歷史上第九位入選女性，更是唯一一位入選時仍未足四十歲。但當她發現胚胎時期受X光曝照使兒童罹癌率增加一倍的事實後，她從此就無法在英國拿到任何重要的研究資金。她最初把研究發表到［英國知名醫學期刊］《手術刀》（The Lancet）（1956），及後又更詳細的刊於《英國醫學學報》（British Medical Journal）（1958），俱不受歡迎——當時軍備競賽已不斷升溫，美國和英國的政府都在大力宣傳「友善的原子」（the friendly atom）這樣的概念——故此根本沒有誰想聽到，只要曝照的輻射劑量達到「已知安全標準」的一個「很低的比例」，就足以殺死一位兒童。日本廣島和長崎原爆生還者的研究，作為全球輻射防護標準制訂的基礎，保證了「輻射風險隨劑量遞減」，直到某個閥值，便完全沒有風險。史都華的研究認為輻射沒有安全劑量的門檻，根本沒有安全劑量水平這回事。
李查．多爾醫生，即後來被封爵的多爾爵士，是第一位發動研究去批評史都華觀點的學者。多爾和史都華生活在同一個學術圈子，加入同樣的委員會、編輯會；他倆的生命是如此緊密交職，史都華的其中一個學生，後來還嫁給了多爾。史都華出生於1906年，1936年於劍橋大學取得醫學學位，並在牛津大學工作了逾20年；多爾出生於1912年，1937年於聖多馬醫院醫學院（St. Thoma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取得醫學學位，1969年在牛津大學被任命為［英國］皇家教授（Regius Professor）。他倆出道時均為左傾的理想主義者，都關心環境與疾病的關係，及疾病預防的問題；二人同樣加入了社會主義醫學學會（Socialist Medical Association），於戰後推動國家衛生服務部（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成立。多爾甚至比史都華更積極左傾︰他加入了英國共產黨。但是，由於他在1950年代研究證實了吸煙與罹患肺癌之間的關係，他被任命為英國皇家教授（Regius Professor），封爵，牛津大學的一幢建築以其名字冠名，那幢大樓後來成為了聯合王國癌症研究中心（Cancer Research U.K.）的大本營。
多爾還協助牛津大學成立了流行病學（Epidemiology Unit）和臨床測試服務（Clinical Trial Service Unit）兩個單位。他學術生涯後半段的精力主要花在牛津大學知名的帝國癌症研究中心之上（Imperial Cancer Research Center），成為他口中所謂的「有點親近建制」的人——他的同事打趣說︰「大約像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一般建制」（Keating 2009b, p. 211）， 而史都華卻變得像個反對派。1970年代，由於史都華研究美國漢福特核武廠（Hanford）核能工作人員的健康問題，發現低劑量輻射的風險水平，遠遠不止於官方一直宣稱那樣輕微，史都華因此捲入國際爭議——她幫助核武廠工人、退伍軍人和輻射污染下風區的居民作證，而多爾則在法庭訴訟中駁斥這些輻射受害人的證詞。
2002年，史都華辭世，幾可謂沒沒無聞，只有少數輻射科學家感謝她的重要貢獻；而三年後多爾死去時，則在一片誇讚聲中被尊為「全球最優異的流行病學家」、「我們這年代最偉大的流行病學家」（Espinosa-Brito 2005; Tucker 2005）。但是，多爾死後一年，［英國］《衛報》的頭條新聞震撼了輻射科學界：「全球知名的英國科學家隱藏其支取化學公司顧問費的事實長達20年，在此期間他正負責調查該產業的致癌風險」（引自：Boseley 2006）。有人在維康研究院多爾的論文庫存中發現了一封孟山都（Monsanto）流行病學家的一封信件，來信者邀請多爾續任顧問，其顧問費訂為每日1,000英鎊（該信件的下款日期是1986年，多爾一週的顧問費，相當於當時工人一年的薪資）——而就在信件前一年，多爾還參與了孟山都的橙劑（Agent Orange）評議，將橙劑所含的二噁英（dioxin）評定為「不過是微弱且不一定致癌的物質」（Talbot引述，2007），為其清除污名。同時，證據顯示，多爾為氯乙烯（vinyl chloride）的遺害開脫之餘，亦接受了化學品製造商協會（Chem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和氯乙烯的最大製造商帝國化學工業公司（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給支付的15,000英鎊。
這種種事實的揭發，引發對多爾如潮如浪的抨擊與相應的辯護。但多爾的聲譽卻毫不受損，甚至繼續被康列．基廷（Conrad Keating）所撰寫的傳記《抽煙致命：李查．多爾的革命一生》（2009年出版）推崇備至。這本「被授權書寫的傳記」是由聲望甚高的維康研究所委約出版，該書把多爾描寫成「科學理想的典範」，是「執著，毅力，誠信的極致」（引自：Keating 2009b, pp. 205, 454），又把史都華描繪成困惑的、「妒恨」的女人，而且批評史都華的科學研究被她的政治同情所玷污。這就是史都華在輻射科學的主流學術圈內所得到的聲譽，也就是多爾用盡全力對史都華一生努力作出蓋棺論定的說法——史都華死後，多爾獲邀在《牛津英國名人傳記大辭典》（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撰寫史都華的條目，他說史都華的研究工作傷害了她「作為一位嚴肅的科學家」的聲譽。
史都華如果泉下有知，也一定不會對多爾的意見感到意外——因為多爾從不掩飾他對史都華的看法——雖然多爾的確令她迷惑，她對我說︰「為甚麼我們多年來總是無法合作，我真的不明白。畢竟我們目標一致，都是希望了解癌症的成因。」我也不知道，即使1998年我曾在牛津大學跟多爾做了一節很長的訪問過後，我仍舊無法看透他倆的複雜關係。我只能在《知道太多的女人：愛麗斯．史都華與輻射的秘密》（The Woman Who Knew Too Much: Alice Stewart and the Secrets of Radiation）（1999）裡，留下一串問題作為結論——真的就是因為他們對輻射風險的意見分歧嗎？，抑或個人之間的不以為然？還是性別歧視、競爭……令多爾如此討厭史都華？
但是自從他們過身以後，更多資料浮面，讓我能重新認識他倆的關係。1999年，當時我的認知是，這兩個在她／他們各自生命與事業上，選擇截然相反的道路的傑出人物之間，出現過太多的衝突了。但是我現在看到的，卻是一個學者的聲譽是如何被生產與摧毀，以及這種「聲譽」的權力操作，如何形塑我們對科學「知識」的想像。多爾的傳記作者［基廷］，曾說過多爾是一位極具「政客直覺」的男人。多爾那頭後梳的白髮，高聳的眉宇，貴族一般的完美履歷，還有「響負盛名的優雅衣著」（Keating 2009b, p. 439）︰他大可被中央演員招募公司（Central Casting）派去演「傑出科學家」的角色；而現實中的多爾，的確完全演活了這角色。他利用了他的地位、職權、那些讓他演出的重要學術舞台，去創造他的成功形像，一個為科學觀點與公共政策帶來深遠影響的形象。在他學術生涯的早期，他已發現了如何透過輻射風險評估來取悅權貴的訣竅。當［英國］首相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為核武試爆尋求許可時，多爾正好發表了一份報告，結論是「無論現在還是可預見的未來，因核武試爆而帶來的輻射落塵所帶來的外部曝照的健康風險……極低，可謂微不足道」。這份報告等如為1957和1958兩年間的太平洋氫彈試爆提供了許可證（Keating 2009b, p. 218）。其實，多爾的自以為是，當時並不為科學界所認同；超過9,000名科學家聯署了萊納斯．鮑林（Linus Pauling）【譯註1】的請願書。這份請願書警告︰核武試爆將製造數以百萬計的癌症和畸形兒；這份請願書後來也促成了1963年多國簽訂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中止地上核試。但是，多爾這種對低劑量輻射的「請放心」立場，其後仍舊發揮作用，滋養了核工業對待輻射風險的自以為是態度，容讓其贏得公眾背書，不斷推進，使其能在成本大增、效率低下、災難頻仍的上世紀末，從廢墟的劣勢中死而復生。
【譯註1】化學家，生物化學家。於1954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1962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2.
1943年，史都華應牛津大學英國皇家教授約翰．拉奧（John Ryle）邀請，協助建立「社會醫學系」（Department of Social Medicine）；該部門是個新開拓的領域，專注於疾病的社會及環境成因，和預防疾病的研究。1950年拉奧過世後，社會醫學由部門降級成一個單位（Unit），史都華淪為一卑微的講師，保有終身職位，但是沒有職員和資助。後來，她獲得了1,000英鎊的補助金，決心把它用來調查兒童白血病越見普遍的問題。她設計了一套問卷，一份給死於白血病的孩子的媽媽回答，一份給健康孩子的媽媽回答（作為對照組別）。問卷問及的問題範圍廣泛，包括有否開車，有否使用噴霧器，有否接觸母雞、兔子、狗，有否吃彩色的糖果，有否吃炸魚薯條，還有「你是否在懷孕期間照射產科X 光？」「問媽媽」在當時是個革命性的想法，但同樣身為母親的史都華，卻認為媽媽們可能還記得一些醫生不記得的細節。她在問卷中加入有關X光的問題，因為在1940和1950年代，婦產科醫生在孕婦懷孕末期用X光檢查、確認胎兒位置，是非常普遍的做法。在這份35道題目的問卷調查中，答案很清楚的跳出來：母親在懷孕期間受X光曝照的兒童，其罹癌率是母親在懷孕期間沒有受X光曝照的兒童的3倍；而這不只是白血症而已，而是包括各種癌症。
為了反駁史都華的研究，多爾與威廉．哥特布朗（William Court-Brown）合作發表了一篇論文，嘗試說明X光照射與罹患白血病之間沒有關連性（Court-Brown and Doll 1957）。他們的研究與廣島研究論調一致；後者的觀點是即使母親在懷孕期間受到原爆曝照，也不會導致胎兒出生後罹患癌症的機率上升。多爾後來表示他的那份研究報告「不算理想」（訪問，牛津，1998年10月9日； Doll and Wakeford 1997）——那次研究缺乏對照組別，只研究胎兒時期曾受X光曝照的兒童；它只研究兒童白血病的罹患率，沒有研究其他種類的兒童癌症；此外，此研究追蹤時間也不夠長，不足以觀察對象最終是否罹患癌症。「它再多缺點也不重要，因為它已經造成傷害。」史都華說，「多爾與哥特布朗的研究發表後，我們從此再也無法得到英國的研究資助；若非有來自美國的研究經費，我們這個課題就會無疾而終。」
哥特布朗與多爾的研究結論，導致其後的二十年間，醫生仍繼續使用X光為孕婦做產前檢查。而史都華則在這二十年內測試、再測試她的假設，並且擴大她的研究資料庫︰包括引入產前感染、產前預防疫苗、父母年齡、職業、社會階層、吸煙，還有，超聲波檢查等等不同資料。這種本能的包容性，可說是史都華科學觀的獨特風格。正因如此，她發展成一個巨大的數據庫——這個名為「兒童癌症的牛津調查」（the Oxford Survey of Childhood Cancer），成為了全球範圍最大、追蹤時間最長的兒童癌症調查研究。該調查的研究結果，最終成功於1970年代逼使官方建議，禁止胚胎接受X光曝照。
接下來，多爾於1969年進入牛津大學成為英國皇家教授（Regius Professor）之後，他跟史都華之間出現了一點張力。多爾在接受喬治拿．法利（Georgina Ferry）訪問時宣稱「（牛津大學）幾乎沒有流行病學研究」，因此他必須把他的人馬找來，包括他的門徒、後來成為他合作夥伴的理察．比圖（Richard Peto）（Ferry 1993, p. 11）。他開始著手建立他的部門，批核研究經費，委任主席、「搜遍全球學術界」去找尋有能之士（Keating 2009b, p. 273）。理察．比圖的弟弟朱利安．比圖（Julian Peto），與哥哥一樣都是統計學家，也為多爾工作，他指出：「史都華居然連一個角色也沒有，實在是件奇怪的事。因為她非常傑出，是這門科學的奠基人。但是……李查當時開辦了一個社會與預防醫學的新部門，卻把主任派給了馬丁．維西（Martin Vessey）——而那實在有點奇怪……感覺上，那個位置應該是非史都華莫屬的……馬丁並沒有傑出的聲譽，而且以他37歲的年紀就坐上了這個位置，對史都華而言，真是最不尋常的侮辱。這真的有點權力政治的意味。」（Keating 2009b, p. 304）。
當時史都華六十幾歲了，很輕易就被邊緣化。她一直沉浸在其研究工作中，四出奔走籌募研究資金，同時又獨自養育兩個孩子；自從她的兒子過世後，她又幫忙撫養她的孫兒，這種生活自然令她沒有餘暇去社交，建立她在學術領域上的同盟。由於在牛津大學不受歡迎，她接受了伯明翰（Birmingham）大學的工作。但是問題來了，牛津大學的調查工作怎麼辦？此時，研究已累積了23,000個調查公文袋的資料。「由於我在伯明翰的辦公室不過是輛拖車，你可以理解是小屋之類；而那些研究記錄數量驚人，真令人煩惱。」因此她主動提出將資料留在牛津大學，並且認為該研究應該持續下去：「我們正在建立一個資料庫，足以讓我們檢驗若干有關癌症假設。這研究應該繼續下去。如果想要找出癌症的成因，［一所大學］就該這麼做。」但是，多爾用不著這些檔案資料——即使他數年以後，大張旗鼓，提出自己的兒童癌症研究。該研究計劃獲得六百萬英鎊的資金（其中部分資金來自核電產業），於1992年由英國癌症研究協調委員會（U.K.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Cancer Research）宣佈；它聲稱是「全新的」、「獨一無二的全國兒童罹癌率大型調查」、「全球類似研究中最大規模和調查範圍最廣闊的研究」。「好像我們的研究團隊從未存在似的，」史都華說，「雖然我看不到他的研究跟我們的研究之間的分別……那種感覺很難形容，我感覺像是頂著逆流向上游。當［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Medical Research Council）建立一個流行病學委員會時，多爾被委任為主席，這職位為他帶來非常大的影響力［多爾在1961至1969年間，負責帶領醫學研究委員會的統計研究單位（Statistical Research Unit）］。此後，他們諮詢全國每個部門的意見，就是不找我們。我們從來不曾被邀請參加官方會議，也從來沒有人要求我們去提供意見。」史都華因此被排拒在構成整個英國醫學研究文化的各種程序、決策、檢討與評論的過程以外。然而，同一時間，她在輻射健康風險領域中的權威聲譽，卻慢慢在國際冒起，接獲許多來自全球學者的演講邀約與諮詢。
遺漏往往是難以紀錄的，但是我找到一處遺漏，教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多爾在2003年與沙利．達比（Sarah Darby）的「談話」中，追憶他成為流行病學家的早期歲月時，描述到他與其他幾位年輕人（全部都是男人），跟「幾位希望能開拓這個課題的資深教授，比如牛津大學的拉奧教授」聚會。他隻字不提史都華，雖然她也在那群年輕科學家當中——事實上，當拉奧教授1945年被授予英國皇家教授頭銜，史都華正是他刻意挑選的關鍵學者。拉奧希望史都華能協助他開拓社會醫學計劃，史都華也恰恰因此而走上流行病理學者的道路。但多爾不屑一顧，大筆一揮，也就將史都華從他的故事中除名。
3.
1974年，史都華在伯明翰大學找到了一台拖車，用來存放她在牛津大學的問卷調查。當她正打包離開牛津時，她接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公共衛生系教授湯瑪士．文古素（Thomas Mancuso）的電話。文古素是工業醫學流行病學專家，此前接受了［美國］原子能委員會（Atomic Energy Commission）的委託，研究位於華盛頓州東部的巨型武器工廠——漢福特（Hanford）核武廠——當中的工人健康狀況調查，該工廠曾為那名為「三位一體」的核試（The Trinity）【譯註2】和長崎原子彈製造鈈（plutonium）。由於該廠工人所受輻射曝照的劑量，理應遠在經廣島研究結論評估出來的「已知」安全劑量限制之內，因此該調查被假設為不會發現甚麼罪證。
文古素已花了數年檢視核工人的健康紀錄，並不曾發現癌症病例有增加的證據。原子能委員會催促他發表研究結果，但是他希望徵詢其他學者的意見，因此他打電話給史都華；史都華和跟她合作的統計學家佐治．尼爾（George Kneale）長途跋涉，遠赴美國。史都華研讀資料幾天之後，宣稱：「我相信這個工業比你被告知的情況要危險得多。」美國政府立即中止了研究聘約，甚至離譜到闖進文古素的辦公室，企圖沒收他的研究資料。史都華帶著她手上的資料潛逃回英格蘭，她的下半生——與尼爾和文古素——則繼續研究該資料，而且持續發現漢福特工人的罹癌風險是之前所聲稱的10至20倍以上（Greene 1999）。這些發現，如同當年胚胎受X光曝照的研究一樣，都被駁回，原因是「受曝劑量太低不可能導致癌症」；所謂的劑量「太低」，則是以日本廣島原曝研究結果為準（Wing, Richardson, and Stewart 1999）。
文古素事件的醜聞激發了反核運動份子銳意發掘政府控制的輻射資料，並公開給獨立的科學家研究。1980年代後期，在一連串被揭發的核武工廠醜聞和日益憤怒的公民團體行動後，史都華變成炙手可熱的講者與專家證人。史都華當時已經年過八十了，但她經常還是唯一一位願意回應廢核運動的重要科學家。她發表了幾十次講話︰到過耶魯大學、到過芝加哥大學，還到過愛達荷州的岔口河（Fork River）， 跟廢核運動參與者說話。「聽眾們太愛她了」，戴安．桂格利（Diane Quigley）回憶道。「她的幽默感……平易近人的表達方式、隨和的講故事，她溢於言表的熱情，令人無法抗拒……她很容易與不同的朋友打成一片，從來不顯得高人一等，她的簡報總是複雜而野心勃勃，肯定聽眾的智慧（Greene 1999, pp.183–84）。」
最後，經過兩次國會聽證和數次《信息自由法》的要求，反核運動份子成功促使能源部公開核能工作者的健康檔案供獨立審察。1992年，史都華和尼爾擁有自1942年美國開拓核工業以來大約三分一核能工人的健康紀錄，不僅包括漢福特（Hanford）核武工廠，還包括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國家實驗室、橡樹嶺（Oak Ridge）國家實驗室、洛磯平原（Rocky Flats）核武廠、薩凡納河（Savannah River）核武廠和其他核設施的工人健康紀錄。那是［反核運動與獨立科學］勝利的里程碑，被基思．施耐德（Keith Schneider）在《紐約時報》的頭版認為簡直是「對科學自由的致命一擊」（Schneider 1990a, 1990b）。「在這類問題上，活得長久算有點作用。」史都華說。
再過近十年後，史都華還活著看到另一個勝利在《紐約時報》頭版登出：「美國承認輻射殺死核武工人，結束了幾十年來的否認：曾參與製造原子彈的癌症生還者可能獲得賠償」（Wald 2000）。,這段新聞在我為史都華撰寫的傳記出版數週後才見報，所以無法寫入傳記裡。史都華的故事顯然尚未結束。
「兒童癌症的牛津調查」令史都華得罪了醫療專業，但漢福特研究讓她碰上更難纏的對手︰核工業、每個支持核工業的政府、為輻射健康風險釐定標準的各個國際核能規管委員會，還有廣島研究——那個為安全標準提供科學基礎的調查。仔細看清楚跟她對峙的研究後，她發現了令她驚愕不已的事情。
最初名為「原爆傷害調查委員會」（Atomic Bomb Casualty Commission）的組織，在1950年，也就是原爆發生五年過後，開始研究那些廣島和長崎原爆的生還者。（1975年，這組織為了把「原爆」刪除，改名為「放射線影響研究所」［Radiation Effects Research Foundation］；差不多同一時間，［美國］「原子能委員會」也改名為［美國］「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 根據這個研究，1950年前，除了癌症以外，其他所有疾病的死亡率已回復到「正常」水平；而那個癌症導致死亡的具體數字也太低了，低得無須警惕︰所有因為原爆輻射死亡的人已經死掉，因此不會預期將來還有輻射引發的疾病。
史都華行醫與研究的經驗告訴她，經過一場如此毀滅性的屠殺，那組人口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內「復原」。這並非一個正常的人口、有代表性的人口，科學家因此也不能從這個人口中檢測出輻射曝照的真正健康風險。這是個只餘下最健壯的人的倖存人口。「牛津調查」發現，罹患癌症的兒童受到感染的機會，比正常兒童高出300倍（Stewart 1997）。故此，那些免疫能力受損的兒童，難免無法抵禦戰後的幾個寒冬那種嚴苛的環境︰食物和食水均受到污染、醫療服務中斷、抗生素短缺；然而這些兒童的死亡不會算到「癌症」頭上。這項原爆研究還有一個嚴重缺陷︰它只能猜測原爆的輻射曝照數值；這些數值只能從內華達沙漠的核試中重新「計算」出來，往後數十年的核試又一再覆核這個「計算」。最重要的是，原爆的高劑量輻射曝照一點也無法說明低劑量輻射曝照在一段長時間後為人體帶來的健康風險，而這正是核工人、核設施附近居民、核災區居民要承受的風險。
史都華強調︰「按照原爆生還者推算出來的輻射健康風險，令我們嚴重低估了低劑量輻射曝照的健康風險。」她更批評那種「對原爆生還者研究所提出的健康影響證據的過時的強調」——因為我們一直「理解各種被輻射曝照人口的健康風險研究，正是透過原爆研究這枚透視鏡」。一言蔽之，史都華指出：原爆研究的資料是「扭曲」的資料，原爆研究用這些資料來做計算，比「聖經算術」還不如。
然而，［美國政府］有太多誘因去輕視輻射帶來的風險。1945年底，在軍隊押送下，首批西方科學家和醫生抵達日本研究災情。經歷原爆現場的日本科學家和醫生，分享了很多受災城巿居民的恐怖故事。他們看起來沒有受傷，卻開始流血，從耳朵、從鼻子、從喉嚨，開始流血；頭髮一把一把地脫落，皮膚上出現青色斑點，肌肉抽搐，手腳變形；很多人因為不明所以的「原爆疫症」死去——但這些受害者的故事，要麼被忽略，要麼被壓下。當東京電台宣布原爆後才進入災區的人，也因為各種神秘原因而瀕臨垂死邊緣後，美國官員立即反駁，說這是有政治動機之指控，目的為了令人相信美國用上了「不人道」的武器。美國國務院的律師威廉．戴夫特（William Taft）堅稱︰低劑量輻射曝照帶來健康風險此一「錯覺」，「將為［美國］國防部的核武及核能擴張計劃帶來潛在危機……它將影響民用核電的發展……它將為醫學診斷及治療中放射性物質的使用帶來質疑。」
［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在1953年出版的一張傳單上「堅稱人即使無限期持續承受低劑量輻射曝照，仍舊不會因此在身體上出現任何可偵測的改變」。（Caulfield 1989, pp. 99, 123）原爆傷害調查委員會的科學家所支取的薪金，其實正是來自原子能委員會；後者亦會「緊密監察」前者的工作——有人認為真的太「緊密」了。（Lindee 1994, p. 107）
多爾是首批獲邀到廣島的「非軍方外國科學家」，時間是1957年，他們的任務是去評估原爆傷害調查委員會的工作（Keating 2009b, p. 22）。多爾曾對我表示，他「對委員會的研究程序與結論感到滿意」。（當時）我沒有理由懷疑他。
【譯註2】全球首個核試。
4.
1971年多爾封爵的時候，他加入牛津才兩年，他的某些左翼朋友認為對「赤紅李查」而言，這真是個奇怪的、不相稱的榮譽。朱利安．比圖說︰「他突然變了李查．多爾爵士，醫學學術領域中權力最大的人。這是個極不尋常的改變。他得到真正權力，並且真的去運用它，而愛麗斯．史都華就是早期的受害者。」（Keating 2009b, p. 304）多爾樂於成為「皇家教授」，因為他曾一度擔心會否淹沒在大學的行政工作裡，「沒有機會再去做原創性研究」。他本身就好看，又穿著優雅的西裝，駕駛著他的MGB開蓬跑車穿梭牛津。西裝上的細節都經過他太太檢定，他太太的角色？就是他們那所維多利亞式豪華大宅的牛津貴婦。評論者曾說︰「我們忽然找到一個過著奢華生活的共產主義者。他家裡的真跡油畫想必令大部分共產主義者驚嘆，這些不是富翁才能擁有的東西嗎？」（Keating 2009b, pp. 270–76）不久，為甚麼「赤紅李查」會變成「李查．多爾爵士」已無須深究，1981年，多爾發表了〈癌症的成因〉這份影響深遠的專著，自此成為行內最具權力的代言人。
1978年，卡特政府下的［美國］衛生教育及福利部部長（Secretary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約瑟．卡利芬奴（Joseph Califano）出版了一份「評估報告」。報告中提出一個數據，指出因工作環境引發的癌症比率，佔所有癌症的大約20%︰如此高的數字，難免教人惴惴不安。理察．比圖因此被邀請到［美國］科技評估辦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提供一個更「明智」的評估。比圖與多爾共同發表的〈癌症的成因〉（1981），把大部分癌症成因歸咎於個人生活方式，強調飲食與吸烟是大約65%的美國癌症死者的原因。相對下，在其研究中，職業環境誘發癌病的比例只佔4%，工業污染更只佔2%。
其後有不少頗具公信力的科學家，包括李查．卡立普（Richard Clapp）、艾榮．沙利哥夫（Irving Selikoff）（1992）、德華．李爾．戴維斯（Devra Lee Davis）（1986）、森姆．艾普斯坦（Samuel Epstein）（1998），均曾回應多爾這些數據。他們不約而同地指出，多爾和比圖在統計的過程中排除了非裔美國人和65歲以上的老人（非裔美國人有很高的患癌比例，而且他們往往從事高風險職業及居於貧困社區，所以是最有機會接觸毒素的人）。然而，有學者仍舊堅持「改善環境不見得能夠減少患癌人數」 （Clapp et al. 2005, pp. 4–5），多爾的研究自然受到他們的歡迎。多爾這份報告不但得到科技評估辦公室及［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e）的認同，更受到《紐約時報》稱許，說多爾「為致癌污染物的危機提供了一個不那麼危言聳聽的看法」（Boffey 1982）。這份報告令1981年上場的列根政府得以順利削弱環境保護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的權力，瓦解一系列針對環境、健康、安全、職場規格的立法，更讓美國司法部門本來要處理的、控告排放污染企業的個案，減少了足足七成（Proctor 1995）。在英國，多爾這份報告容讓戴卓爾夫人的擴核政策更冒進。在數十個關於英國核能設施的官方質詢與法庭訴訟個案中，多爾一再出任專家證人。例如在居民控告英國核燃料公司（British Nuclear Fuels Limited）的案例中（即是媒體說的「沙拉菲特癌症案」［The Sellafield cancer case］），多爾提出對控方不利的證供。簡而言之，多爾為英美政府和核能產業節省了百萬美金計的賠償與規管成本。
多爾如此宣言︰「近年其中一個最大的迷思，就是有人說有一種癌症流行病，源於接觸到輻射、污染、農藥和食物添加劑。這些因素其實對大部分癌症影響甚微」（Cookson 1994）。這是個令人費解的大逆轉。1967年，多爾提到「除吸煙外……尚有大量不同物質致癌，包括鎳、石棉、天然氣生產過程中的焦油產品，還有輻射」（《時報》，1967年6月8日）；今時今日，他卻駁回環境污染致癌的觀點，更狠評這樣思考的人「不理性」、「不科學」。多爾在倫敦皇家內科醫學院的年度演說會（Harveian Oration）中警告，「環保主義者」可能會「煽動不理性的、科學上站不住腳的偏見」（《每日電訊報》，1983年2月7日）。他在一封寫給《每日郵報》的信件中，以提醒讀者的口吻，狠批環保主義者代表了「一種反對科學、反對工業、反對進步的不理性意識型態」（1992年6月3日）。他建議大眾「信任工業與工業家、科學與科學家」——因為他們才是「手握通向未來鑰匙的人」——並忘記「反科學黑手黨」所提出的警告。
正如評論者指出，多爾開始出現強烈傾向，對一些跟他發表相反觀點的科學家，作出不懷好意、傲慢的攻擊（與《傷害監察》［Injury Watch］編輯羅利．奧尼爾［Rory O’Neill］的個人溝通，2008年8月20日）。當他在法國里昂被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問及為甚麼不考量評定氯乙烯（vinyl choride）對癌症的影響時——他們發現了氯乙烯與腦癌、肺癌、白血病與淋巴腫瘤的關係——多爾卻批評提出這個觀點的研究人員「無能」。瑞典科學家蘭諾．夏杜（Lennert Hardell）在1985年的案件中出庭指證二噁英的危害，多爾在沒有被邀請下，卻主動致函法官，說「夏杜發表的論述都是誇張及不值得支持的……不應再視為科學證據」（Walker 2011b）。夏杜因此把多爾的科學謔稱為「壟斷流行病學」（epidemonology）（Walker 2011a）。對於在環境毒素與癌症關係領域中表現優秀的分析員德華．李爾．戴維斯的工作，多爾的評價則是「乏味」、「資料不足」、「沉悶」、「過時的垃圾」（Marshall 1990）。了解到這些事情，替多爾撰寫傳記的作者［基廷］在2009年一個播客（podcast）中稱許多爾「永遠支持其他科學家」的講法，就顯然站不住腳了。
多爾大部分對史都華的抨擊，都是私下或於她辭世後才提出的。然而，1996年，英國第四台的電視紀錄片《性與科學》中，多爾貶斥史都華的方法「有一點草率（a bit slapdash）」。他在節目中說︰「她十分熱心，又得到全國很多部門配合，但她傾向接受表面結果，而不願意仔細檢測這些結果的準確性。」對於一位花了二十年去證實胎兒X光危害的發現、花了一輩子去研究漢福特核武廠工人健康資料、在經同行評審的嚴格學術期刊上發表過逾四百項學術研究——這絕對非同小可，畢竟史都華的發現是如此不受歡迎——的科學家而言，「草率」顯然是不合理的評價。可是，多爾面對全英國電視觀眾，卻把史都華的漢福特研究說成「就像泡沫……對，這不是一項科學的分析。」（然而這項漢福特研究卻是漢福特核武廠工人就職場核污對美國政府提出的訴訟案中的關鍵參考，並直接導致美國政府須對因工致癌的工人作出賠償）在這紀錄片中，多爾還被問到他對史都華有甚麼感覺。多爾的回答是︰「嗯，坦白說我對她沒有甚麼感覺。我意思是我認為……除了必須對她有感覺的時候。」
5.
不過，他的確對史都華「有感覺」，有感覺得要在《牛津英國名人傳記大辭典》中寫下那段充滿咒怨的墓誌銘，務求令史都華的名譽永久受損。多爾形容史都華的版本，正正就是他的傳記作者基廷給我們的版本。基廷（2009b）把史都華形容為因為無法獲得肯定而妒恨，「充滿敵意」、「對抗性強」、「粗糙」、「無禮」、「尖酸」、「神經質」、沒有幽默感。正是因為這種刻劃深入民心，當史堤芬．薛尼大律師（barrister Stephen Sedley）在處理控告英國核燃料廠案時，決定不去找史都華作證。「因為建制把她標籤為怪人……有點瘋、我行我素不顧後果，因為她不肯接受傳統智慧，但我現在發現，後來證明了她的觀點大多正確」。（Keating 2009b, p. 311；強調為作者所加）荷蘭科學家嘉利沙．年候斯（Klarissa Nienhuys）在格羅寧根大學的研討會上，聽到一位講者暗示「這個科學家［史都華］多少已失去理智，而現在兩個怪人，史都華與文古素，終於找到了對方。」，流傳的正是這種對史都華的負面印象。年候斯後來遇到史都華，她發現史都華「友善、親切、充滿人情味」、「從來沒有別人像她這樣為我帶來知性的刺激與養份」（Greene 1999）。年輕的流行病學者史堤夫．榮（Steve Wing）因為聽聞過史都華的種種，曾擔心她不易相處。可是見面後，他被眼前的女子「徹底俘虜」了︰「她是如此美好謙遜、如此實事求是，而且十分主動令你釋然放心；她的表現，簡直否定了社會的不平等。」（Greene 1999）
基廷有多了解史都華呢？他沒有說過，但他常常輕易地直呼其名，叫她做「愛麗斯」（多爾則永遠是「多爾」）。在我寫書那五年間，我算是跟史都華相熟，她跟基廷筆下的形象恰恰相反。在那幾年中，我有數星期與她在一起，伴隨她在伯明瀚工作、又陪她到威爾斯和布里斯托探望她的家人。我在紐約一場研討會中聽她演講，又看她為洛磯平原核武廠的訴訟作證，還多次在牛津附近她的農舍裡跟她徹夜促膝長談——而我可以告訴你，她是最好的夥伴，極其幽默；還有一大群朋友、同事、科學家伴隨她走過晚年。基廷說︰「她（面對抵抗時）最快的情緒反應，經常就是好戰。」（p. 310）然而，史都華生長在八兄弟姊妹的大家庭中，當中五個是男孩，她排第三，她面對抵抗時最快的情緒反應，其實往往是得體大方。基廷批評她「不喜歡下決定的過程」，事實卻非如此，史都華最擅於啟發助理盡力而為，或鼓動學生義工及衛生部官員去全力以赴——而這正是為甚麼她能以如此單薄的資源去持續她的研究企劃的原因（她常常用自己的人工去支付研究職員的薪水）。她在伯明瀚的一個同事湯姆．蘇拉漢（Tom Sorahan）說︰「她激發這麼多人去幫忙她完成研究的方法，是如此出色。」當我在寫作另一本書，及在加州全職授課的同時，她啟發我去為她寫傳記的熱情，也是如此出色。
基廷一再暗示史都華渴望「地位」，但事實是她對榮譽從來沒有野心。誠然，史都華對於1986年獲頒贈素有「諾貝爾獎替代獎」（Alternative Nobel）之稱的「正確生活方式獎」（Right Livelihood Award）感到高興——該獎於諾貝爾獎頒發的前一天於瑞典國會授予那些改善社會的志士。她對於1991年得到意大利流行病學研究首獎「拉馬仙尼獎」（Ramazzini Prize）也感到喜悅。但她完全沒有牛津劍橋學術社群（Oxbridge）那種對學術地位的焦慮，也沒有動力去宣傳自己。不少朋友均可證明這點。她終身的好友、本身也是職業健康專家的摩利．紐候斯（Molly Newhouse）注意到︰「她（史都華）根本不打算去那些上流地方跟上流人物打無謂交道。相對於盛裝到一個大學校長的花園出席派對、笑面迎人，她永遠會想到更有趣、更值得做的事情（Greene 1999, p. 256）。
相反，按照傳記作者［基廷］的講法，多爾則是「一位地位崇高的人」，習慣於「享受與別不同的優待」、「一位自然的貴族」（Keating 2009b, pp.143, 447）。大衛．韋達禾（David Weatherall）對多爾的形容是︰「某種高人一等的人，總是要別人配合他的做法。」（p. 284）朱利安．比圖則發現︰「幾乎沒有人能夠跟他建立個人關係。即使最接近他的同事也沒有。」跟多爾合作研究肺癌的瑪利．傑特（Marie Kidd）說︰「他總是散發著咄咄逼人的氣息。」（p. 143）像「抽離」（detached）與「冷靜」（detachment）等詞語，不斷在他的傳記中出現；我也發現了，傳記中不曾提及他的兄弟姊妹。「當問及多爾是否喜歡家庭生活，祖恩［他的妻子］說︰『不。李查喜歡他的家庭，但他也忙於工作。』」多爾的女兒卡菲則直言「不覺得他是她真正的父親」（pp. 256–57）。與此同時，史都華則要在家中負責幫孩子換尿布，而因為從事研究工作、疏於家務也會招來不滿。（她愛她的孩子，也跟他們有不錯的關係。）
1969年曾幫忙把多爾帶進牛津的米高．鄧尼（Michael Dunnill），是其中一個看到1996年第四台紀錄片中多爾對史都華的羞辱後感到震驚的觀眾。「他在電視上徹底摧毀了史都華。他竟說她的研究是『草率』。他可以很無情。他真的把她摧毀了。」（Keating 2009b, p.312）然而，多爾沒有摧毀史都華。播放紀錄片時我正在她身旁，跟她一起收看。我聽到她的反應是︰「我真的——我真的頗為震撼！我早知道他不認同我，但他竟然這樣說！這解釋了一切︰那些冷淡、疏遠，還有為甚麼我總是沒有收到工作邀請的情況。我明白了，這種遭遇不是我編造出來的。」史都華不但沒有被多爾的評價弄得不快，反而因為她一直以來不被認可與不受歡迎背後的暗流終於公諸於世而鬆一口氣。
史都華真正羡慕多爾的，並非地位與肯定——而是他獲得的支持。多爾的研究團隊，「是英國裡最優秀的」，她說，例如當中包括史都華仰慕的統計學家比圖兄弟。她常常因為挑選了佐治．尼爾（George Kneale）作其研究的統計員而備受批評。尼爾有其過人智慧，但性恪實在棘手，溝通能力也不足以澄清或捍衛他有別於傳統的學術方法。然而史都華不像多爾一般擁有過人的資源，去「搜羅全世界」的精英。我會好奇，設若史都華能得到合理的資源，她能成就到甚麼。她還有大量未經檢驗的理論，隨著她的辭世入土為安。
頒發「拉馬仙尼獎」給史都華的舒頓．森姆斯（Sheldon Samuels）說過︰「在這世上，像愛麗斯．史都華這樣的科學家其實很難掙扎求存。」「她的奮鬥不單要力求觀點上的獨立，還要力求取得一個科學家必須的支持︰社會上的支持、知性上的支持、物質上的支持。」莫理士．格林堡（Morris Greenberg）則說︰「提出不受歡迎意見的人，發表報告指出『不方便』、不利於民眾的危害，他們受過的真實傷痕，甚少能反映在科學期刊中」（1991, p. 717）。「愛麗斯要面對的困境從來不容易……但她持續不懈，繼續研究，姿態不亢不卑，從沒有因為打壓而歇斯底里。她是如此有禮、優雅的靈魂，只會肯定地表達自己，不會好鬥。她從不抱怨，令我更尊敬她。」（Greene 1999, p. 230）
史都華忍受了輕蔑、冷落、拒絕、極度的無禮，別人的瞪目、忿怒、竊竊私語。自1950年代以來，她一直被稱為「老糊塗」、「傻瓜」、「瘋狂」。基廷（2009b）聲稱他同情那個困惑的、陷於黑暗的愛麗斯，但卻同時把她塑造為「忿怒」、「缺乏幽默感」、「好戰」、「在搞社會運動」（他說史都華連傳記名稱都「極具偏見」；p. 292）。這些耳熟能詳的刻板印象，正是針對那種反對「行內人」的「外人」的常備修辭。這種「外人」往往看起來都喜歡挑起爭議、充滿偏見——因為他們挑戰的正是主流定見。
但妒恨？史都華絕對沒有。當我寫書的時候，我曾遇過充滿「妒恨」的科學家，一些比她更受傷的獨立研究者。被美國政府摧毀其學術生涯和聲望的湯馬士．文古素，覺得太委屈了，委屈得拒絕跟我談話。然而當我的作品出版後，他又向波比．查迪切（Bob Tredici）投訴我沒有訪問他。但史都華總是說她「極其幸運」——幸運得可以有穩定收入，幸運得能夠在農舍價錢尚可付擔之際在葛斯禾斯（Cotswolds）購入一所農舍，幸運得有足夠堅強的體魄與心志去持續研究。她有上佳能力，把她所擁有的條件「用到最好」。
史都華覺得身為女子是她的優勢。「如果我是男人，我完全無法忍受這個情況︰薪酬太低，前途欠奉。作為女子，反而有餘裕去選擇屬於自己的道路。」她甚至覺得備受邊緣「正正配合她的個性」︰因為她的工作更適合反對陣營。「正正因為沒有人認同我們的立場，我們必須深入鑽研，並具體證明我們的發現。」同時因為她沒有全職助理或部門，她可以自由地站穩她的立場︰「我發聲，因為很多人都不能發聲。我沒有東西可以輸掉。但很多人都有他們的包袱。」
以上這些並沒有指出多爾或史都華的科學研究工作孰優孰劣，但卻說明了多爾和基廷版本的史都華，是如何扭曲，如何不符事實。基廷說，多爾覺得史都華「從她的研究中創造一場政治運動」，完全「不可接受」。多爾認為政治運動的傾向與「嚴格的科學家」身分「並不相容」，暗示史都華同情社運，以致研究不夠客觀。按基廷所言，多爾自己則是一名「中立、無情感的科學家」，遠離政治運動——這好像說他竟然覺得他致函媒體，在公開論壇譴責對手，反而不是「政治運動」，這也好像說多爾一直從產業支取鉅額資助，去評估這些產業生產出來的化學品的癌症風險，反而不是問題。
然而，其實在整場極具動機的爭論中，史都華是無辜的一位。她陰差陽錯地加入了爭論；像所有人一樣，她對自己調查所得的X光的致命效果深感詫異。她從來不是多爾和基廷捏造出來的「社會運動搞手」，正正相反，史都華是個一絲不苟的科學家，時刻努力去確保她的研究不受同情心干擾。「我很願意理解社會運動的觀點，但我不是社會運動的一分子。我有決心去確保這種同情不影響我對資料的詮釋。」「你必須細聽那些資料告訴你甚麼，讓數據說話。」——這是她工作的首要原則。
相反，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的羅拔．柏奇（Robert Park）指出，多爾的研究其實向「統治階級」的利益傾斜（2011）。「多爾在職業健康問題上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來自企業管理層的個人接觸。他所分析的資料，往往都是由管理層收集、描劃、紀錄的東西。他詮釋其發現的研究，同樣是深陷在這個社會［階級］的語境中。」多爾根據石棉製品公司 T&N 提供給他的數據，發現在石棉絕緣製品工業中，跟石棉有關的疾病比率偏低——遠低於艾榮．沙利哥夫的同類研究。沙利哥夫採集的病歷，來自工會，與每天真實接觸到石棉的工人。柏奇指出︰「多爾選擇從工程師、經理那裡，而不是在工業下游裡那些必須掙扎求存的工人，去了解工業曝露的性質——這難免影響他的觀點。多爾最接近工人的那次……不過是他站在講台之上。」
6.
坦白說，史都華對於多爾在流行病學的研究方法不以為然。史都華認為多爾的研究只是沿襲前人，了無新意（例如在應用廣島數據的例子上可見一斑）。如果有人竟然稱許多爾具「革命性」，她必然感到詫異——而基廷在多爾傳記的書名上正是採用了這個辭彙。多爾在1930年代如同其他英國知識份子一般加入共產黨，顯然是勇敢且真摰的舉動，但史都華就質疑這件事似乎也反映了多爾跟大隊的作風，不傾向脫離「黨的路線」。
史都華批評多爾的研究追求速度，往往費時不多，那個時間跨度根本不足以滿足一個合理的放射性研究的基本需求；而且多爾經常把研究範圍收得太窄。史都華說︰「直面各種雜音，比起追求速度或研究結果的完整性來得更重要。有人曾聽過多爾發表言論，指那些不能在五年內完成的調查，根本不值一提。這種言論，對整個學術研究圈來說，無疑是種打撃。……顯然，這種只求工整的做法並不恰當。研究往往需要更長時間，而且亦必須有點稜角︰有欠工整的研究結果也不能放棄。」談及一項與哥特布朗合作的強直性脊椎炎研究時，多爾直認不諱，坦言當時銳意加快速度，以求比美國另一項類似研究早一步發表。以1981年著名的〈癌症的成因〉研究為例，多爾選擇剔除65歲或以上的長者和非裔美國人，就消除了不少「雜音」。類似做法還可以見諸多爾的氯乙烯研究：長期曝露於氯乙烯的年長工人與全株植物，皆被剔除在其研究範圍之外（Walker, “Sir Richard Doll”）。
史都華與多爾二人的關係其實錯綜複雜，中間曾出現過有趣的轉折︰多爾曾兩次公開承認史都華是正確的，更曾多次私下表達某些與史都華研究結論一致的立場，也就等如間接承認了史都華的研究。第一次，他公開說史都華在X光對胎兒的致命影響的問題上，提出了正確的見解，相反自己的研究「並不理想」。多爾告訴我︰「現在看來，原爆的研究很可能證實了史都華的說法︰原子彈的遺害絕不止於癌症。」（多爾說這句話時是1998年。當時，原爆生還者已出現了越來越多與幅射有關的健康問題［Hiroshima and Nagasaki 1981; Malko 1998; Shimizu et al. 1992］。正如史都華的預測︰研究進行越久，就會發現越多輻射導致的疾病。）其後，我曾獲得一份由多爾及哥特布朗共同撰寫給［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的機密備忘錄。該份備忘錄寫於多爾到訪廣島之後。當中多爾明言，必須假設原爆死者如果仍舊生還，也會患上白血病。因此原爆倖存者只是經過篩選後的一個特定群組……而這種篩選其實將導致有關各種白血病發病率的研究出現不當的偏差。這根本是史都華式的觀點——多爾似乎也認同史都華一直以來對原爆研究的強烈保留，只是不願公開罷了。
此外，多爾又在一份早於1955年已被《輻射防護學報》（Journal of Radiological Protection）採納，但直到1996年才出版的學術論文中提到，「對人體毫無影響的安全閥值根本就不存在」（強調為作者所加）。不過，為甚麼多爾沒有在1955年發表這篇文章呢？這很可能是因為其時的醫學研究委員會秘書，夏洛特．謙斯禾夫爵士（Sir Harold Himsworth）施壓所致。「看清楚，我覺得這個研究的觀點不過是猜測。如果我是你就不會發表了︰它只會損害你作為科學家的聲譽。」那麼謙斯禾夫又如何想到這篇文章會損害多爾的聲譽呢？原來當年［美國］原子能委員會（Atomic Energy Commission）曾向謙斯禾夫建議，多爾論文的觀點並不可靠，不應發表。原子能委員會為何千方百計想阻止科學家提出「輻射線性無閥值」的觀點，動機自是不問可知。加上多爾在他這份1955/96年的論文裡還指出︰「原爆後至今不過十年，與人體誘發癌症的時間相比，仍然較短，故很可能最終跟原爆有關的癌症發病總數會大幅上升。」難怪這篇論文惹來原子能委員會的不滿。
就是這樣︰原子能委員會向謙斯禾夫施壓，後者再以「隨時聲名掃地」為由向多爾施壓，多爾也就放棄公開這篇論文。甚至連這篇論文在1996年之所以正式公開，也完全是因為多爾捲入一場官司所致。多爾對曲克（Cook）（p. 335）說︰「我告訴我們的律師︰『我需要索取這份論文』。當然，我們順利拿到這份論文，因為訴訟的另一方引用了。我拿到後重讀，覺得『這個研究真是很好』。我發現當年的估計，其實即使今天再去研究，結論也幾乎不謀而合。長話短說——在我完成這篇文章後四十年，我終於把它發表了。」多爾對此表現得十分自然，並不認為自己當初放棄發表這篇文章有甚麼古怪。
到了1996年，隨着電離輻射生物效應委員會（Biological Effects of Ionizing Radiation Committee）發表〈第五號報告〉（BEIR V 1990），以及［英國］國家輻射防護會（National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Board）承認對人體毫無影響的輻射安全閥值很可能未必存在，官方對低劑量輻射風險的評估，已轉向史都華的理論方向。由於低劑量幅射比一直以來的預期更危險，多爾那篇遲來的發表也顯得更接近「今天再去研究的結論」。這篇論文讓他顯得一早就知道這種風險——看起來他的確一早知道——當然樂於發表領功。然而，其實史都華才是第一個公開發出這種警告的學者，而她也為此付出了代價。而多爾，卻是第一個發動研究去聲討史都華的科學家，更是當她辭世後還念念不忘［在字典裡］留下咒罵的人。
可是，多爾又偏偏跑去出席史都華的葬禮。在一所距離牛津不遠的鄉村教堂，史都華的家人和好友聚在一起。突然，一個老人，帶著貴族的氣息，步進教堂。大家私下都在討論︰他是誰？是他嗎？多爾遲來，早走，就我所知，沒有人跟任何人交談。
「唱聖詩的時候，不知那個頑固、自負的老人在想甚麼呢？」瑪加列．德寶（Margaret Drabble）覺得這個情節實在引人入勝，決定把它寫進她的小說《海的女子》（The Sea Lady）之中（2007）。「他在為他阻撓這個女子的研究工作而懺悔嗎？抑或他以勝利者心態出席葬禮呢？他來，是為了送別她，為了確保她永遠入土。競爭繼續，直至死亡，及死亡之後……」（p. 32）
有人說他的出席是基於良心，更多人認為這只是政治表演。但為甚麼要表演？為誰表演？我們每人都有自己生命裡的故事，讓我們了解我們究竟是誰，了解我們如何蛻變成今天的自己。以下便是多爾發現肺癌的故事︰
戰後，［肺癌導致的］死亡率不斷上升……［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召開了一場學術會議去討論這個課題。會議的結論是——那時候是1947年——我們應該嘗試找出這個疾病［變得普遍］的原因……事實上，這個任務交到巴拉福．希爾的手上，他邀請我協助他。我們說︰「好，我們去訪問因為肺癌而住院的病人。」（Cook 2004, p. 33）
事實是︰多爾被委派到一個委員會中，針對性地研究肺癌與吸煙的關係——這場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會議的摘要有這樣的紀錄︰「於此會議中，與會者同意讓肯威教授（Professor Kenneway）、佩斯．史鐸斯博士（Dr. Percy Stocks）、巴拉福．希爾教授去策劃一個初步企劃，研究吸煙習慣與肺癌病人其他生活特徵的大規模統計數據。」史都華也曾參與這場會議，她回憶道︰「那時候多爾是一個獲邀加入委員會的年輕人。一旦你進入這種委員會，［你便會發現］它就像大屋一般華麗。你不可能錯過［平步青雲的機會］。」其實，當多爾和希爾發表他們的研究的同一年（1950年），共有五篇論文研究吸煙的危險；而早在1920年代已有學者提出吸煙為引致肺癌的原因之一（Keating 2009b）。
你可以見到，在多爾版本的描述中，他誇大了他在那個發現過程中的角色。約翰．廖本（John Lilburne）（2006）形容，多爾對於他如何發現吸煙與肺癌的關係，「講了些隨意的故事」，或者有點不自覺，在談話時採用他自己的版本︰
幾乎所有重要的科學家成名以後，都會重新組織他們如何發現科學奧秘的故事版本。只要對比一下不少諾貝爾獎得主的實驗室筆記，和其成名後出版的傳記，便可知一二。這種人性不必然帶來傷害——除非它模糊了其他人的貢獻，或誤導了後來者，令年青科學家誤以為偉大的研究工作只是個人功勞。
廖本提到，「到這些科學家成名，往往已是他們學術生涯晚期的事。通常這種肯定不會影響他們的研究。但當名氣來得早，或科學家在成名後繼續活躍數十年，甚至成為學院主管的話，這些天真的交談，可以給他們帶來自以為完美、刀槍不入的錯覺。」多爾正是早就暴得大名，其後還活躍數十載。
祖菲．特維地（Geoffrey Tweedale）（2007a）就此的評論是︰「或者是不自覺的，多爾最終設計了他早期煙草研究、煙草企業如何反應的版本。可能是因為各種雜亂的崇拜或奉承吧︰多爾把其他國家開創性的科學研究工作貶低為不重要、充滿瑕疵，同時又把自己研究的緣起弄得神秘兮兮。」的確，到處都有這種「雜亂的崇拜或奉承」。讓我們看看大衛．森遜（David Simpson）為多爾撰寫的悼文（2005）︰
他住院前幾天，他出席了格林學院（Green College）的夏季晚宴。他穿得很體面，一襲白色的燕尾服，為不同年紀的朋友帶來魅力，他津津樂道，大談那幢以他命名的新大樓。男人對他投以羨慕的目光︰他們覺得如果自己七十歲時能有他一半的活力就好了——更不要說九十歲。女人對他投以仰慕的眼神︰她們笑說如果有機會，會願意為他拋棄自己家庭。李查．多爾爵士曾說他希望他活得久一點，但離去的時候還要年青如舊。他真的做到了。而且，因為他研究工作，數以百萬計的人也能有機會像他這樣，長壽又健康。
好一段令人目眩的敘事，或者說，森遜也被多爾弄得目眩了。
即便自信敢言的環保科學家德華．李爾．戴維斯，也曾投入崇拜多爾的行列︰
一個晚上，法國里昂的一個研討會後，我十分興奮，因為跟我喝酒的不是誰，而是李查．多爾爵士。他曾在《誰是誰》（Who’s Who）上說過，交談正是他的嗜好；當然，眼前的他正是個迷人、充滿魅力、奪目的男子。多爾強調他抽空跟我談話是因為他願意幫忙。他的注視讓我感到榮幸。我給嚇呆了，受寵若驚。我竟然跟偉大的李查爵士共渡了一個晚上。（pp. 257, 262）
你能見到一個人如何被這種崇拜弄得有點飄飄然。特維地說︰「在個人層面上，多爾是個具魅力又友善的人︰但他一直以來也有點自視極高的毛病，這後來帶點教條主義的味道，他簡直相信自己是完美的。」
我理解多爾對自己講了一個故事，一個他也對著全國傳媒講的故事，一個他對著仰慕他的傳記作者講的故事，一個他對著因為他的地位而出現的不同聽眾講的故事，一個科學家忠於真理為人文理想貢獻生命的故事，一個連他自己也相信的故事——可是這個故事只有部分是事實。哪怕多爾的自我形象多年來其實有點出軌——以他做過的各種妥協，選擇過的各種［親政府的］立場——他還是太信任自己的誠信，而這令他成為一個更有說服力的人。比莫．利維（Primo Levi）（1988）說︰「人最終就完全相信了自己說的謊言。他不斷講同一個故事，不斷潤飾、修改當中的細節。」︰「這種自欺是有用的」，因為自欺的人往往是更有力量的說書人。法官、歷史學者、讀者，大家都更容易相信他（p. 27）。
多爾則曾對我說︰「我只曾嘗試幫助她［史都華］」。」他就此說過不止一遍，看起來很想說服我，其實他對史都華算是不賴。我所見到的多爾，是個令人敬畏、睿智、迷人、風度極佳的男人——但我也會說，跟他交談的時候，我正被一個很敏銳的觀察者不斷打量，我覺得我的問題一再撞上一抹堅固、擦亮了的平面。告別後，我會想，這真是個深明公關藝術的男人（我相信史都華給人的印象大概正正相反），善於表達自己，以圖創造他期望的效果，一個大師級的工匠，一個極具說服力的人。1998年10月31日，英國第四台的《權力名單》節目中，他位列第122位英國最有權力（或最有影響力）的人。
多爾留下了他的皇朝。基廷曾說︰「很多後來主導其學術領域的科學家，都曾參與他的部門。」（2009b, p. 276）2006年的真相給披露以後，不少人都跑出來為多爾辯護，這些人正是他的舊同事或下屬。有這麼一大群信徒，多爾的名聲得以保全。
7.
2008年，我在《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讀到李查．荷頓（Richard Horton）評論戴維斯撰寫的《人類與癌症戰爭的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War on Cancer）——並由此發現，多爾的名望是如此穩如泰山；2006年揭發的醜聞對他的地位幾乎絲毫無損。荷頓的評論十分奇怪。一開始的時候，他對戴維斯幾個觀點表現得好像有點同情——這些觀點包括她認為對治療而非預防的強調是錯誤的；包括她批判科學界的「質疑風」，一旦有科學家夠膽提出環境污染致癌的話，便會遭到中傷。
然而在此過後，荷頓一百八十度變臉，他被戴維斯對多爾的「諷刺與影射」弄得不快，結果總結時批評戴維斯這本書不過是「含糊其辭的一些規勸」，而癌症越來越常見的原因並非來自環境問題，而是人們吃得太多、抽煙太兇——畢竟，戴維斯憑甚麼去數落這個備受世人景仰的多爾爵士呢！
這個真的有點觸動我的神經。我想起我為史都華寫的傳記被左頁出版社（Verso Press）拒絕的往事︰原因也是因為他們對史都華抨擊多爾一事勃然大怒。但那是九十年代的事情了，當時多爾的名望如日方中——可待荷頓的書評問世時，多爾利益衝突的醜聞已被揭發兩年有多，為甚麼他的聲譽還是毫髮未傷？
我於是寫信到《紐約書評》，說如果荷頓對戴維斯批評多爾一事如此震驚，他更應該聽聽當我撰寫《知道太多的女人》時，認識到一個怎樣的多爾。令我有點驚喜的是，《紐約書評》把我的信刊登了——通常批評多爾的人只會淪落在電郵組或網誌這些地方抒放悶氣，捍衛多爾的作者則可在《倫敦時報》發表意見。信件刊登後我收到大量電郵，全部都反對多爾。《紐約書評》的政策是容讓作者有機會回覆讀者來函，但荷頓一直沒有理會我的信。
基於我們提到有關多爾的緣故，《知道太多的女人》一書從未在英國出版。不只左頁拒絕出版，連帶原本同意在英國出版的女人出版社（Women’s Press），在其法律部警告或有誹謗問題後，同樣撤回了出版計劃。我再沒有把稿件交到其他英國出版商。馬丁．沃克（Martin Walker）寫道：「就我所知，任何人出版的作品對多爾作出批判，無不受到律師的徹底阻撓」；而他在1998年《生態學家》（The Ecologist）上發表評論文章後，收到了來自多爾的事務律師的警告。在英國，很多新聞工作者「都被法律風險嚇跑，科學界內外對這些問題幾乎不存在任何嚴肅討論」。
這才是「黑手黨」的作風吧，一小撮「外人」弄弄多爾的腳跟又算得上甚麼。
於是，尊貴的李查．多爾爵士（Sir Richard Doll）開始自己講自己的故事，並嘗試令他這個版本屹立不倒。同樣，在主流期刊大受好評的多爾「授權傳記」（Authorized Biography）（見 McMichael 2010; Samet and Pineles 2010; Shetti 2010），也配合多爾，宣揚他的版本。考慮到多爾的標誌性地位，委約出版這部傳記或是無可避免——但我記述史都華的故事，卻不過出於巧合。我是因為要撰寫一本有關癌症與環境的書，才巧合地訪問她，而且更巧合的是我還算有點時間——雖然為了把這段時間劃出來，我得捨棄在地球另一邊的教學責任，並以自己名義申請有薪假期。
在多爾逝世一年後，傳媒揭發了他與各種產業的關係，［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則在《星期日時報》（Sunday Times）刊登新聞稿，下款由委員會主席及其他知名人士聯署：「實在令人沮喪，我們現在聽到針對多爾的指控，但他已無法為自己辯護」（MRC 2006）。然而，當多爾在《牛津英國名人傳記大辭典》（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撰寫有損史都華聲譽的條目時，他卻毫無保留地說盡死者的壞話，可醫學研究委員會或維康研究所（Wellcome Institute）均沒有人挺身而出，為史都華辯護。維康研究所（同時收藏了他們二人的論文）非但沒有為史都華辦護，更委聘專人為多爾撰寫傳記。
多爾看起來像貴族，而史都華卻顯得像老婆婆︰我也會擔心這樣有沒有問題。史都華總是打扮得像個思考著各種問題、心事重重的女子，她從不關心自己穿甚麼，更沒有絲毫形象自覺。而且她還要是為所有人帶來壞消息的信差︰正如她所說，「古時候他們會殺掉傳遞壞消息的信差，今天他們只須中斷對你的資助」。多爾則繼續重覆他的陳腔濫調。「在大部分領域中，我們正在這場抗癌戰爭中取得上風。」——又是他另一套「請放心」的說辭（Doll 1990, p. 508）。
那些掌權的人，有權進入令他們獲得更多權力的場域。史都華一直以來置身體制結構以外，她未遇上過如此場合；多爾則在20世紀的後半支配英國流行病學，決定了科學家的升貶、決定了誰的科學該受尊重、誰的科學可以撥往邊緣，如此也就成功把針對他的批評消音。他塑造了美國和英國癌症研究的運作方式，確保職業性癌症在研究的優次序列中排在後面，甚至了結了癌症的環境成因研究。據馬丁．獲加（1998）的觀察，多爾所代表的帝國癌症研究基金（Imperial Cancer Research Fund），過去從未就「暴露於環境因素下的可能致癌效應」（p.82）進行研究。羅利．奧尼爾表示：「對職業性和環境性癌症的貢獻而言，多爾簡直是場災難。」
基廷（Keating 2009b）斷言「若非理查．多爾為醫學所作的不朽貢獻，數以百萬計今天還活著的人可能早已死亡」（p. xi）。有這種可能。但克里斯．泰拔（Chris Talbot）（2007）指出，他拯救和犧牲的生命或者不相上下，僅能功過相抵——考慮到多爾在橙劑（Agent Orange）、氯乙烯（vinyl chloride）和輻射問題的取態，令受害者無法得到應有賠償，並要承受進一步輻射曝曬、痛苦和死亡。多爾為二噁英（dioxin）的辯護，幫助英國否決對退伍軍人提供賠償——即使澳洲、紐西蘭和美國也提供了類似賠償。理查．斯托特（Richard Stott）在［英國］《星期日鏡報》（Sunday Mirror）（2006）發表了嚴厲批評的文章，指出英國冷酷無情地拒絕承認核試對軍人造成的傷害，並譴責多爾是其中一位需要為此負責的人：他們「應該為他們一手造成的苦難、折磨、殘廢，感到羞恥」。
史都華同樣拯救生命：她中止了過去孕婦接受X光產檢的做法，令人類免於無數惡性腫瘤和基因突變。但她卻沒有做過任何要被算帳的壞事。
8.
多爾和那些認同他的「請放心／低劑量輻射曝照無害」論調的人，他們所帶來的混淆視聽的信息，變相令擁護核工業人士得以繼續假裝相關風險已被掌握和受控，並謊稱這種已污染半個地球的能源是「清潔」的。切爾諾貝爾災難釋放的放射能，份量相等於廣島和長崎兩枚原子彈總和的數百倍：57%的核污已散播到前蘇聯以外地區，污染了超過40%的歐洲的土地，並遍及整個北半球（Yablokov, Nesterenko, and Nesterenko 2009）。
正當技術人員無法控制福島反應堆，正當專家不同意有官方公布的輻射洩漏數值，每天都有新的醜聞被揭發之際，廣島研究結果又再次被提起，以便呼籲公眾「放心」。［美日合作的］放射線影響研究所研究員知會《紐約時報》：「患癌的風險是相當低，低於公眾預期」；並指出廣島研究結果說明了，「在非常低劑量輻射曝照的情況下，風險同樣是非常低」（Grady 2011b）。［美國］能源部向我們保證，放射性煙雲只會為美國各地散播「劑量微乎其微」的輻射，「沒有健康危害」（Broad 2011）。英國記者喬治．蒙比爾特（George Monbiot）（2011）亦引用廣島研究作為證據，以顯示低劑量輻射造成低患癌比率，而且不存在遺傳影響；又聲稱這是「科學共識」。他與海倫．寇蒂卡（Helen Caldicott）展開了尖銳而備受矚目的電視辯論，並且在《衛報》（Guardian）責罵說，「妳必須順應科學共識，而不是相信少數不入流的論文」，又指控考爾迪科特「不科學」（正是多爾攻擊對手的修辭）——縱然寇蒂卡是個醫生，而蒙比爾特不過是一名記者。
當福島核災調升至「第七級別」，與切爾諾貝爾事故看齊時，公眾開始搜索有關切爾諾貝爾的資訊，結果卻只能從主流媒體發現一些人情趣味片斷（human interest stories）、否認與逃避。《紐約時報》在福島核反應堆出現不穩定後，曾經宣稱「沒有證據顯示，在切爾諾貝爾意外發生二十年後，公眾健康受到相關輻射曝照的實質影響。」（Grady 2011a）。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研究同樣發現切爾諾貝爾核災只帶來「極少量的健康影響」，並估計「可能因這場事故而死亡的最終」只有4,000人。《紐約時報》在2005年刊登這份世衛報告，引述一名專家解釋指，這場意外的最壞影響在於散播「痲痺心智的宿命論」，導致人們「依賴藥物和酒精，進行不安全性行為，並造成失業」——這正正是多爾和比圖［於1981年］提出的「個人生活方式致癌論」（Rosenthal 2005）。
《紐約時報》沒有提及的另外兩項2006年發表的研究，分別是「切爾諾貝爾的其他報告」（Fairlie and Sumner）及綠色和平撰寫的「切爾諾貝爾災難」，兩者對意外傷亡人數的估計，同樣遠高於2005年的世衛報告。該報道甚至沒有提及《切爾諾貝爾：大災難對人類與環境的後果》（Chernobyl: Consequences of the Catastrophe for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此書已翻譯成英文，2009年由紐約科學院（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出版——它估計的傷亡人數多達985,000人（Yablokov, Nesterenko, and Nesterenko 2009），跟2005年報告有次元級數的差距。借鑒了「數以千計科學家、醫生和其他專家所提出的數據，他們都曾經直接觀察數以百萬計受放射性塵埃影響的白俄羅斯、烏克蘭和俄羅斯受害者」，《切》書綜合了五千多項研究，大部分以斯拉夫語撰寫（相較之下那份2005年報告只提及350項研究，大部分為英文）。該書作者是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的環境顧問阿列克謝．雅布羅哥夫博士（Dr. Alexey Yablokov），以及白俄羅斯核能研究所前總監華西里．拿斯特連高博士（Dr. Vassily Nesterenko），他曾經飛越燃燒中的反應堆上空，為我們提供了此次事故中，唯一的放射核種釋放讀數。拿斯特連高聯同安德烈．薩卡羅夫（Andrei Sakharov）創辦了獨立的白俄羅斯輻射安全研究所（Belarusian Institute of Radiation Safety，BELRAD），以治療和研究切爾諾貝爾事故的受害兒童；當他在2008年由於輻射曝照而離世，他的兒子阿列克謝．拿斯特連高博士（Dr. Alexey Nesterenko）——這項研究的第三位作者——便接任了研究所總監和高級科學家職位。《切》書的翻譯兼特約編輯珍尼特．舒曼博士（Dr. Janette Sherman）則是一名醫生和毒理學家。
比較白俄羅斯、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受污染地區與所謂的「潔淨區」，研究發現受污染地區的發病率和死亡率有顯著增加：不止更多癌症，特別是甲狀腺癌，同時還有不同種類的非癌症影響（正如史都華所預測）——潰瘍、慢性肺病、糖尿病、眼疾、智力缺陷，而且有較高的發病率，以及更嚴重的傳染病和病毒感染。事實上，體內每個系統都受到不良影響：心血管、生殖系統、神經系統、荷爾蒙分泌、呼吸系統、胃腸道、肌肉骨骼和免疫系統。兒童的情況格外嚴峻：「1985年以前，有超過80%的切爾諾貝爾地區（包括白俄羅斯、烏克蘭和俄羅斯歐洲部分）兒童是身體健康；今日只有不到20%是身體良好。」（p.2）在動物身上，同樣有「顯著增加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出現腫瘤和免疫缺陷的機率增加、壽命下降、提早衰老、血液和血液循環系統出現變化、畸形發展」（p.255）。
切爾諾貝爾核災和廣島原爆其實有多個驚人的相似之處：數據收集延誤、隱瞞資訊、實地觀察員的報告不受重視、獨立科學家被拒諸門外。雅布各夫與其同僚（2009）注意到，「蘇聯當局禁止醫生把疾病與輻射連上關係，正如日本的經驗，所有數據都是機密資料」，而且「在爐心熔解後的初期，蘇聯便對切爾諾貝爾的公眾健康數據施嚴格保密……持續超過三年」，在這段期間「實施保密限制的不獨是蘇聯，其他國家同樣如是」（pp.3, 33）。
然而，兩者的相似之處更多是政治層面的相似，而非生物學層面；正如史都華所說，以廣島研究的數據來預測長期低劑量輻射曝照對健康的影響，已經被證明是「過時」和不適用的病理分析模型。以甲狀腺癌為例，病例在切爾諾貝爾事件發生後幾年出現「指數增長」（exponential growth），較廣島更早出現，而且毒害更深（潛伏期只有三年而不是十年）。科學家（多爾是其中之一）否認這是輻射造成的影響，原因是劑量太低——以廣島研究資料訂定的標準而言－－但流行病學研究持續找到發病與輻射的關係。最終在2005年，由伊莉莎白．卡迪斯（Elisabeth Cardis）負責的病例對照研究證實︰在「被認為不夠高」的低劑量輻射曝照的情形下，甲狀腺癌與輻射曝照仍舊有著「非常強烈的『劑量—效應』關係」（p.729）。
廣島研究在倖存者身上沒有發現具體基因遺傳禍害，但在切爾諾貝爾的研究中，「無論在甚麼地方，一旦遭遇切爾諾貝爾的放射性污染，當地兒童的遺傳性異常和先天性畸形的人數便會增加。這包括過去罕見多重結構性損害，四肢、頭部和身體。」（Yablokov, Nesterenko, and Nesterenko 2009, pp. 130,125）。這類身體異常和畸形的問題，尤其出現在「清理者」（liquidators）的孩子身上，「清理者」就是當年奉命撲滅火災、廢置反應爐和清理現場的男人女人－－當中有15%到2005年已離世（他們原本都年輕健康）。這種遺傳禍害與輻射曝照的關連是如此驚人，乃至《切》書的作者斷言︰「這［種病理上的關係］已被證實，不再是假設」（p.133），而且傷害將會禍延「最少七代」（p.211）。人類如是，其他物種亦如是，「生物的基因庫正在活躍地轉變，朝向不可預知的後果」：「［切爾諾貝爾的輻射］似乎已經喚醒了在漫長進化過程中沉寂已久的基因」（pp. 323, 237）。
無可避免的結論是︰「電離輻射對健康的影響不存在安全閥值……即使大自然背景輻射出現最輕微過量，數據上……亦會影響被曝照者的個人健康，或他們後代的健康，這是遲早的事」（p.42）。放射性污染根本無法「稀釋和消散」：正如史都華所警告，它成為了我們呼吸和進食的一部分，隨著時間推移，全球癌症和遺傳基因損害將會增加。她警告：「對遺傳基因的損害比癌症威脅更大，它可能在人類基因庫播下壞種子，這才是你真正應該害怕的危機。」
由於低劑量輻射證明對健康構成影響，超出了現有理論框架的預測，以致預測模型與現實證據的差異越發明顯。波特蘭州立大學（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核子物理學榮譽教授魯迪．努斯鮑姆（Rudi Nussbaum）形容，「有關輻射風險的……證據與現有假設的不協調」正在增加，新資訊與「被廣泛採用的輻射健康影響預設」存在落差（p.321）。現在尚未能具體了解低劑量輻射構成傷害的機制。史都華的假設是，不像高劑量輻射般徹底殺死細胞，低劑量輻射允許細胞嘗試修復，而正是這種嘗試產生基因突變，引發癌症和遺傳畸變。大衛．布倫納（David Brenner）和萊納．沙克斯（Rainer Sachs）寫道：「有很多不同而複雜的細胞互動情況，可以提出很多假設」（2006, p.254），這些假設可能令我們有機會更了解輻射在分子層面的操作。由［英國］「檢測體內放射源輻射風險委員會」（Committee Examining Radiation Risks of Internal Emitters, CERRIE）在2004年發表的報告認為，通過攝取或吸入輻射所得的體內放射源，迄今未有得到充分考慮或了解；報告又提到幾種新發現的輻射生物效應，包括「基因組不穩定性（細胞內部及其繁殖結果出現的基因突變，正持續地長遠增加）、旁觀者效應（遭受照射的細胞，其旁邊的細胞同樣受損）和小衛星序列基因突變（繼承種系的基因變異）」——它們「需要進一步研究」。
白俄羅斯能源與核子研究聯合研究所（Joint Institute of Power and Nuclear Research）研究員米高．梅高（Michael Malko）寫道：「切爾諾貝爾事故創造了獨一無二的機遇，令放射生物學和輻射防護專家能夠驗證他們的假設和理論」（1998）。但專家沒有利用新證據，拓展他們對輻射效應的知識，相反，他們選擇援引舊有研究結果來駁斥新證據。較諸廣島研究，切爾諾貝爾研究其實更能夠幫助我們預測福島核災可能引發的後果，但雅布各夫在華盛頓巿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他的著作在2011年「幾乎沒有任何迴響」——可廣島研究結果卻一再被引用。
我不斷記起多爾的話︰「看來，他日會證明愛麗斯是正確的……」然而，從科學家對沿用舊有病理分析模型的堅持，我們可以看到，拒絕放棄這些模型的誘因，是多麼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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